；三楊以後，台閣體興，沿及正嘉，善學者為李茶陵，不善學者遂千篇一律，塵飯土羹；北地、信陽挺然崛起，倡為複古之說：文必宗秦、漢，詩必宗漢、魏、盛唐，踔厲縱橫，铿锵震耀，風氣為之一變，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于後七子，剿襲摹拟，漸成窠臼：其間橫轶而出者，公安變以纖巧，竟陵變以冷峭，雲間變以繁缛，如塗塗附，無以相勝也。
國初，變而學北宋，漸趨闆實。
故漁洋以清空缥缈之音，變易天下之耳目，其實亦仍從七子舊派神明運化而出之；趙秋谷掊擊百端，漁洋不怒；吳修齡目以清秀，李于鱗則銜之終身，以一言中其隐微也。
故七子之詩，雖不免浮聲，而終為正軌。
吐其糟粕，咀其精英，可由是而盛唐，而漢魏。
惟襲其面貌，學步邯鄲，乃至如馬首之絡，篇篇可移；如土偶之衣冠，雖繪畫而無生氣耳。
”
“冶亭此集，大旨以新城之超妙，而益以饴山之劖刻，誠得七子佳處，而毫不染其流弊者。
如以七子末派并其初祖而疑之，則學杜者杈丫、學李者輕剽，亦将疑李、杜乎哉？”客怃然而去。
會冶亭索餘為序，因書以質于冶亭，然欤？否欤？冶亭諒有以教我也。
《鹳井集》序
三山郭氏昆季，與餘遊最久，交亦最契。
後各以仕宦别去，可新官畿輔，相去僅數百裡，公事往來，猶相見；可遠則初以學官還閩，既而以軍功蒙特擢，又之粵東；可典亦作令于浙江。
皆相去數千裡，惟音問相通矣。
然二十餘年，性情無間，則一也。
今年春，可遠、可典均以薦舉來京師，論文把酒，歡若平生。
可遠言所著《台灣紀事》尚未脫稿，俟成帙當見寄。
可典則出其《鹳井集》見示，皆其轉饷海上，由浙之閩，又由閩還浙作也：其在途諸詩，雖經曆艱險而惓惓王事，無一毫計較利害之心；其還鄉諸詩，撫今懷昔、孝友睦姻之意，隐然流露于言表。
孔子論詩，歸本于事父、事君，又稱溫柔敦厚為詩教。
可典是集，可謂探比興之原，得性情之正，不以雕章镂句與文士鬥新奇，而新奇者終莫逮。
雖篇帙無多，亦足以傳矣。
可新兄弟并負經世才：可遠當台灣之變，能以書生倡率義民，左右阃帥，冞入險阻，縛渠魁于深岩密箐之中，名達九重，邀不次之知遇。
可典才不減兄，顧不能一效執殳，佐殲巨寇，一展平生之抱負，論者惜之。
然兵莫急于饷，饷莫難于轉粟渡海，又值蛟鳄縱橫往來窺伺之日，可典相度事勢，進退合機，使六十巨艘安然由越而達閩，是亦足當折沖矣。
雖謂兄弟濟美，可也。
可典求序，因書數行，質可遠；并因可遠、可典省兄東光之便，質之可新。
至手足相聚，家慶一堂，歡忻親愛之意，寫諸篇章，必有更勝于軍旅倥偬之際，倉卒而過鄉井者。
窦氏連珠之集，餘更拭目俟之矣。
《郭茗山詩集》序
鐘嵘以後，《詩話》冗雜如牛毛。
而要其本旨，不出聖人之一語：《書》稱“詩言志”是也。
蓋志者，性情之所之，亦即人品、學問之所見。
富貴之場，不能為幽冷之句；躁競之士，不能為恬淡之詞。
強而為之，必不工；即工，亦終有毫厘差。
阮亭先生論詩絕句有曰：“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
解識無聲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蘇州？”豈非柳州猶役役功名，蘇州則掃地焚香、泊然高寄乎？饴山老人持“詩中有人”之說，亦是意焉耳。
龍溪郭茗山先生，耽書嗜古，不為俗學。
嘗舉于鄉，亦嘗為學官，然識度夷曠，蕭然有松石間意。
不必不仕進，亦不必定仕進，卒投老山林，以吟詠自适。
其所吟詠，不必有意不求工，如《擊壤集》之率易，《濂洛風雅》之迂腐；亦不必刻意求工，如武功一派體物于纖微，如西昆一派镂心于組織。
就其近似者言之，茶山、劍南之間，拔戟自成一隊，殆相當矣。
餘督閩學三年，聞永福黃丈莘田時稱先生。
顧适當先生解官時，竟弗及一見。
乾隆癸醜，與伊子墨卿話及，墨卿始與先生之子鳌雲攜先生集來求餘是正。
餘披閱再四，歎所見殆過所聞。
鳌雲遂錄其菁華，編為此集。
乙卯夏，鳌雲将謀剞劂，并乞餘序以弁首。
先生往矣，誦其篇章，挹其遙情深緻，宛然坐對幾席間，雖謂之親見先生可也。
後之讀者，因先生之詩以想見先生，諒亦如餘今日也。
詩者，性情之所之，與人品學問之所見，殆不誣乎！
《香亭文稿》序
孫樵謂“文章如面”，諒哉斯言。
夫天下之人，同是耳目口鼻也，而百千萬億之中，曾無一二貌相肖？即偶一二相肖，而審谛細微，亦必有終不肖者，豈物物而雕刻耶！氣化而成形，萬物一太極，故同禀一氣則同形；一物一太極，故各分一氣則各貌，皆自然而然耳。
豈如模造面具，一一毫厘畢肖哉！心之成文，亦猶氣之成形也。
才力之殊無論矣，即學問不殊，而所見有淺深，則文亦有淺深。
故同一明道，而聖人之言、賢人之言、大儒之言，吾黨能辨；同一說法，而佛語、菩薩語、祖師語，彼教亦能辨。
自前明正德、嘉靖間，李空同諸人始以摹拟秦、漢為倡，于是人人皆秦、漢，而人人之秦、漢實同一音；茅鹿門諸人以摹拟八家為倡，于是人人皆八家，而人人之八家又同一音。
模造面具，其斯之謂欤？久而自厭，漸辟别途。
于是鐘伯敬諸人，以冷峭幽渺，求神緻于一字一句之間；陳卧子諸人，更沿溯六朝變為富麗。
左右佩劍，相笑不休。
數百年來，變态百出，實則惟此四派疊為盛衰而已。
夫為文不根柢古人，是偭規矩也；為文而刻畫古人，是手執規矩不能自為方圓也。
孟子有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是雖非為論文設，而千古論文之奧，具是言矣。
夫巧者，心所為；心所以能巧，則非心之自能為。
學不正則雜，學不博則陋，學不精則膚。
雜而兼以陋且膚，是惡能生巧；即恃聰明以為巧，亦巧其所巧，非古人之所謂巧也。
惟根本六經，而旁參以史、子、集，使理之疑似，事之經權，了然于心，脫然于手，縱橫伸縮，惟意所如，而自然不悖于道。
其為巧也，不有不期然而然者乎？
餘不能為古文，而少長京師，頗聞前輩之緒論，持以商榷，率龂龂寡合。
今老矣，名心久盡，不複措意于是事，益絕口不談。
不期無意之中，得香亭侍郎所見與餘合。
讀其文，于古人不必求肖，亦不必求不肖；于今人不必求不同，亦不必求同。
其思表纖旨，文外曲緻，言短而味長，言止而意不盡。
與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恒使人黯然有思，睪然高望。
餘嘗泛舟嚴濑，浮岚掩映，清波見底，一樵一漁，一花一草，皆寥蕭有世外意。
以為勝西湖金碧山水，故有“何須更說江山好，破屋荒林亦自殊”之句，今于香亭之文，殆作如是觀矣。
會香亭自編文集成，因書夙所共談者以為序。
《沽河雜詠》序
雜詠風土，自為一集者，唐以前不概見。
今所得見者，自南宋始。
然大抵山水名區，追懷古迹，一丘一壑，皆足以供詩材；又舊事遺文，具有記載，不過搜羅典籍，以韻語括之。
曾極、董霜傑輩，往往一集至百篇，蓋以是也。
天津擅煮海之利，故繁華頗近于淮揚。
然置衛始于明，置州升府、割河間七邑隸之，亦六七十年事耳。
故其地古迹頗稀，明以前可屈指數。
河海襟帶，港汊交通，雖凫汀鹭渚，頗具水鄉之勝；而地無寸山，岩洞澗谷之幽深，栖仙靈而狎猿鶴者，亦未之有也。
文士往來于斯，不過尋園亭之樂，作歌舞之歡，以詩酒為佳興雲爾。
無括其風土都為一集者，非才不能，地限之也。
蔣子秋吟，偶客長蘆，獨能采掇轶事，證以圖史，為《沽河雜詠》一百首，仍摭拾舊文以注之。
其考核精到，足補地志之遺；其俯仰淋漓，芒情四溢，有劉郎《竹枝》之遺韻焉。
餘不至斯土五十餘年矣，讀之宛如坐漁莊蟹舍之間，與白頭故老指點而話舊也。
後山詩雲“巧婦莫為無面餅”，如秋吟者，真能為無面餅矣。
注中所引，有《沽上題襟集》，近人作也。
餘平生不喜入詩社，不能識諸君子，亦未見是集。
然讀秋吟所引，風流婉約，亦足當嘗鼎一脔。
秋吟此集，與之聯镳齊骛，同為藝林佳話無疑也。
彼南宋數家，不出爾時江湖一派者，殆不足道矣。
《月山詩集》序
詩必窮而後工，殆不然乎？上下二千年間，宏篇巨制，豈皆出山澤之癯耶？然謂窮而後工者，亦自有說。
夫通聲氣者骛标榜，居富貴者多酬應：其間為文造情，殆亦不少；自不及閑居恬适，能翛然自抒其胸臆，亦勢使然矣。
惟是文章如面，各肖其人。
同一坎坷不遇，其心狹隘而刺促，則其詞亦幽郁而憤激：“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遺山所論，未嘗不中其失也。
其心澹泊而甯靜，則其詞脫灑轶俗，自成山水之清音。
元次山《箧中》一集，品在令狐楚《禦覽詩》上，前人固有定論矣。
乾隆乙卯，餘纂《八旗通志》：仿《漢書·藝文志》例，搜求《四庫》之遺籍，隋珠和璧，多得諸蠹簡之中。
桂圃侍郎，因以家藏先公《月山詩集》見示。
其吐言天拔，如空山寂曆，孤鶴長鳴，以為世外幽人，岩栖谷飲、不食人間煙火者，而固天潢之貴族也。
其寄懷夷曠，如春氣盎盎，而草長莺飛，水流花放，以為别有自得之樂，不複與寵辱為緣者，而固命途坎，盛年坐廢者也。
此其所見為何如？所養為何如耶？斯真窮而後工，又能不累于窮，不以酸恻激烈為工者。
溫柔敦厚之教，其是之謂乎？三古以來，放逐之臣，黃馘牖下之士，不知其凡幾？其托詩以抒哀怨者，亦不知其凡幾？平心而論，要當以不涉怨尤之懷，不傷忠孝之旨，為詩之正軌。
昌黎《送孟東野序》稱“不得其平則鳴”，乃一時有激之言，非笃論也。
後之窮而求工于詩者，以是集為法可矣。
會侍郎将付剞劂，屬餘為序。
因推公之志，而抒其大旨如右。
《四松堂集》序
桂圃侍郎既刻其先德之遺集，複裒輯伯氏敬亭先生詩二卷、文二卷、筆麈一卷，總題曰《四松堂集》，問序于餘。
餘讀之，遙情幽思，脫落畦封，多使人想像于筆墨外。
其詩，古體勝今體，古體七言又勝于五言。
高者摩韓、蘇之壘，次亦與劍南、遺山方軌并行。
其文，似從公安、竟陵入，而逸緻清言，上追魏、晉，如讀臨川王《世說新書》；範水模山，妙寫難狀，如讀郦善長《水經注》、柳子厚南遷諸遊記。
其筆麈，亦宛肖六一之《試筆》，東坡之《志林》，無三袁纖俗、鐘、譚佻薄之習。
蓋神思高邁，氣韻自殊，遂青出于藍，翛然自成一家也。
其亦人傑也哉！雖平生足迹不出京圻，未能周遊海嶽，以名山大川開拓心胸、震耀耳目，以發其雄豪磊落之氣；又甫得一官，即投閑色養，中年坎，哀樂損人，未能一展經綸之才，以發其崇論闳議；且天不假年，甫五旬餘而奄化，未能如放翁、誠齋，吟卷積至萬篇，皆天之所限，非人力之所能及。
然遊覽未廣，而一丘一壑，一觞一詠，随在怡然而自得。
鵬逍遙，遠近一理，得郭子元之懸解焉。
境遇不齊，而情所應至，率其性真，念所應忘，解以禅悅；夢蝶栩栩，任其夢覺，得漆園叟之妙悟焉。
年命雖促，而沉酣典籍，密詠恬吟，能立言以傳于後世，有桓譚五百年後之思焉。
則皆天限之以運數，而人勝之以學識者也。
其學識至，不限于運數，則先生之學識深矣。
以是學識發為文章，文章之卓絕可知矣。
然則，侍郎以同氣之故，校刻斯集，為因人以存其文。
後之讀斯集者，睪然高望，慨然遠想，固可因文以見其人矣。
《袁清悫公詩集》序
餘兩女皆适袁曙海臬使子，以臬使交最契也。
其得交于臬使，則以臬使兄清悫公故。
憶自乾隆戊辰至甲戌，清悫公方宦京師，與秦學士澗泉、盧學士紹弓、張編修松坪、周舍人筠谿、陳舍人筠亭、王舍人穀原、左舍人羹塘、丁舍人藥圃、錢詹事辛楣，及餘與從兄懋園，均以應禮部試，結為文社：率半月而一會，商榷制義，往往至宵分；中間暇日，又往往彼此過從，或三四人，或五六人，看花命酒，日夕留連。
時以詩句相倡和，一時朋友之樂，殆無以加也。
數年間，十二人中成進士者七，各從仕宦，相晤遂稍稀。
又數年，升沉聚散，所遇不齊，舊雨凋零，宴遊閑寂，惟清悫公與餘尚時相見。
及公入參樞密，出督畿輔，以遠嫌之故，書問并疏；至公華屋丘山，而故友十殁七八矣。
然追懷曩昔，俨然如昨日事也。
嘉慶丙辰，公次子繼勤編公詩集，為四卷，郵寄京師，乞餘為序。
餘啟讀之，宛然月下風前與公拈韻之日，中懷枨觸，百感蒼茫，能勿老淚縱橫哉！
公遭際聖朝，揚曆中外，以經濟立功名，以操守勵風節，載在國史，光耀汗青，豈複借月露風雲與詞客争長短！然“詩以言志”，古聖所雲，心術、學問，皆于是見。
公詩和平溫厚，無叫嚣激烈之語；平正通達，無纖仄詭俊之意；即流連花月，賦詠禽魚，亦皆天趣盎然，無枯槁蕭索之氣。
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耶！公為漁洋山人之孫婿，漁洋拈“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旨，以妙悟醫鈍根；而饴山老人顧執“詩中有人”之說，以抵瑕而蹈隙。
左右佩劍，彼此互譏。
論者謂合二家相濟，乃适相成，是亦掃門戶之見也。
公詩不愧為王氏婿；而讀公之詩，慨然遠想，可見其人，亦足以兼攝趙氏法。
其殆蟬蛻是非之外，而毫無畦町于中者乎？是亦足見公心矣。
曩與公論詩，嘗持此議，公不以為非；每持以告人，或不盡相許。
今序公詩，附著此意于篇末，知音者希之感，又輾轉餘懷矣。
《雲林詩鈔》序
揚雄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為賦言也，其義則該乎詩矣。
風人騷人，遐哉邈矣，非後人所能拟議也。
而流别所自，正變遞乘。
分支于《三百篇》者，為兩漢遺音；沿波于屈、宋者，為六朝绮語。
上下二千餘年，刻骨镂心，千彙萬狀，大約皆此兩派之變相耳。
末流所至，一則标新領異，盡态于“江西”；一則抽秘騁妍，弊極于《玉台》《香奁》諸集。
左右龂龂，更相笑也。
餘謂西河蔔子傳《詩》于尼山者也，《大序》一篇，确有授受；不比諸篇小序，為經師遞有加增。
其中“發乎情，止乎禮義”二語，實探《風》《雅》之大原。
後人各明一義，漸失其宗。
一則知“止乎禮義”，而不必其“發乎情”，流而為金仁山“濂洛風雅”一派，使嚴滄浪輩激而為“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之論；一則知“發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禮義”，自陸平原“緣情”一語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繪畫橫陳，不誠已甚與！夫陶淵明詩時有莊論，然不至如明人道學詩之迂拙也。
李、杜、韓、蘇諸集豈無豔體，然不至如晚唐人詩之纖且亵也。
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
光祿雲林先生，早年貢成均，領鄉薦，而屢踬于禮闱。
中年登第通籍，服官郎署，介介自持，以古儒者自策勵。
晚年遭逢聖主，知遇方深，而先生遽遘東萊之末疾，不竟其用，論者惜焉。
平生寡所嗜好，亦不甚喜通交遊，惟偶有所感，辄發于詩。
今就養京邸，優遊多暇，乃自訂舊詩為幾卷，令子秉绶（餘甲辰所取士也），持以求序于餘。
餘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