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鹹淳》，《淳佑臨安志》，《夢梁錄》，《南宋古迹考》等陳朽得不堪的舊籍迷住了心竅，那時候，我日日隻背了幾冊書，一枝鉛筆，半斤面包，在杭州鳳凰山，雲居山，萬松嶺，江幹的一帶采訪尋覓，想制出一張較為完整的南宋大内圖來，借以消遣消遣我那時的正在病着無聊的空閑歲月。
有時候，為了這些舊書中的一言半語，有些蹊跷，我竟有遠上四鄉，留下，以及餘杭等處去察看的事情。
生際了這一個大家都在忙着争權奪利，以人吃人的二十世紀的中國盛世，何以那時候隻有我一個人會那麼的閑空的呢？這原也有一個可笑得很的理由在那裡的。
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成功以後，國共分家，于是本來就系大家一樣的黃種中國人中間，卻硬的被塗上了許多顔色，而在這些種種不同的顔色裡的最不利的一種，卻叫做紅，或叫做赤。
因而近朱者，便都是亂黨，不白的，自然也盡成了叛逆，不管你怎麼樣的一個勤苦的老百姓，隻須加上你以莫須有的三字罪名，就可以夷你到十七八族之遠。
我當時所享受的那種被迫上身來的悠閑清福，來源也就在這裡了，理由是因為我所參加的一個文學團體的雜志上，時常要議論國事，毀謗朝廷。
禁令下後，幾個月中間，我本混迹在上海的洋人治下，是冒充着有錢的資産階級的。
但因為在不意之中，受到了一次實在是奇怪到不可思議的襲擊之後，覺得洋大人的保護，也有點不可靠了，因而翻了一個筋鬥，就逃到了這山明水秀的杭州城裡，日日隻翻弄些古書舊籍，扮作了一個既有資産，又有餘閑的百分之百的封建遺民。
追思憑吊南宋的故宮，在元朝似乎也是一宗可緻殺身的大罪，可是在革命成功的當日，卻可以當作避去嫌疑的護身神咒看了。
所以我當時的訪古探幽，想制出一張較為完整的南宋大内圖來的副作用，一大半也可以說是在這Camouflage的造成。
有一天風和日朗的秋晴的午後，我和前幾日一樣的在江幹鬼混。
先在臨江的茶館裡吃了一壺茶後，打開帶在身邊的幾冊書來一看，知道山川壇就近在咫尺了，再溯上去，就是鳳凰山南腋的梵天寺勝果寺等寺院。
付過茶錢，向茶館裡的人問了路徑，我就從八卦田西南的田塍路上，走向了東北。
這一日的天氣，實在好不過，已經是陰曆的重陽節後了，但在太陽底下背着太陽走着，覺得一件薄薄的襯絨袍子都還嫌太熱。
我在田塍野路上穿來穿去走了半天，又向山坡低處立着憩息，向東向南的和書對看了半天，但所謂山川壇的那一塊遺址，終于指點不出來。
同貪鄙的老人，見了财帛，不忍走開的一樣，我在那一段荒田蔓草的中間，徘徊往複，尋到了将晚，才毅然舍去，走上了梵天塔院。
但到得山寺門前，正想走進去看看寺裡的靈鳗金井和舍利佛身，而冷僻的這古寺山門，卻早已關得緊緊的了，不得已就隻好摩挲了一回門前的石塔，重複走上山來。
正走到了東面山塢中間的路上，恰巧有幾個挑柴下來的農夫和我遇着了。
我一面側身讓路，一面也順便問了他們一聲：“勝果寺是在什麼地方的？去此地遠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