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公元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谯(今安徽亳縣)人，陳壽的《三國志》稱其為“非常之人，超世之傑”。
毛澤東寫詞贊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
魯迅說：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瞞”。
唐太宗說曹操是：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将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千百年來，對曹操褒着多矣，貶者亦不在少數，很多問題其實已經是蓋棺論定了的。
我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史論家，隻是作為一個普通的讀史者談談對曹操的一些認識。
我認為曹操這個人本身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這些矛盾的綜合體卻成了一個“命世之才”。
确切說其實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是矛盾的綜合體，所以曹操隻是普通人中的一個，但由于他本身少有的氣質和天賦，再加上少有的際遇，他又成了一個與衆不同的矛盾綜合體。
一。
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矛盾的結合體。
曹操首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人們都說：一個人的詩可以反映這個人。
曹操戎馬一生，“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這是一個文學家、詩人的情懷，而詩人往往是理想主義者，曹操也不例外。
他的《短歌行》寫道：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陌上桑》寫道：駕虹霓，乘赤雲，登彼九嶷曆玉門。
《觀滄海》又寫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卻東西門行》則說：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這些勾畫出一個集狂放、多情于一身的輪廓，字裡行間透露出作為“建安文學家”的風采。
具體表現在他的事迹則是放蕩和對故人的眷戀。
比如他在袁紹墓前的痛哭，比如對郭嘉英年早逝的哀痛（注一），又比如對蔡邕之女蔡文姬的照顧。
曹操在《十二月己亥令》（《讓志縣明令》）中說：“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
這樣的一個人你跟本看不出他能指揮千軍萬馬，治理混亂殘破的亂世，他更象一個“清談家”，但事實上曹操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實幹家。
曹操二十多歲時就能做出聞名朝野的“五色棒”事件，做濟南相時其治下更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此時的他滿腔熱血，一心做漢臣留名竹帛，正如他在《讓志縣明令》中說的：“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
但是，漢朝已經到了風燭殘年，一條破船到處漏水，曹操想安心做漢臣求得清名的理想被殘酷的現實擊破了。
直到董卓弄權，曹操的人生目标已經有了微妙的轉變。
雖然他在态度上仍然是支持并擁護漢朝，但是在他内心深處已經開始明白，漢朝難救了。
荀彧建議曹操擁立漢獻帝，就是要“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個提議其實與曹操當時的目标和全國局勢相适應的。
曹操雖然對漢朝失望，但他還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于是“利用”，通過“利用”來實現“輔佐”，就成了“雙赢”的一步棋。
曹操年輕時就為《孫子兵法》作序，表現了一定的軍事天賦，但是在當時恐怕隻是他的“課餘愛好”，他那時更喜歡和熱衷的是“權變”以及為官之道。
曹操幸運之處就在于，他所處的時代使他的“課餘愛好”以及天賦恰恰有了展示的空間，成就了一代偉業。
上面這些綜合起來就是：年輕時的志向、客觀環境的變化、再加那麼一點點的運氣造就了曹操的“現實主義”。
因為他的理想和抱負就是要“從政”，他必須要把理想和現實結合起來；因為客觀環境打破了他的夢想，使他學會了在面對現實，并把理想和現實很不情願的區分開，這更象一種無奈，所以說“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是曹操對理想的改進，這種改進同時也是曹操對現實的妥協；曹操用兵推崇“兵無常勢，水無常行”，他懂得戰争沒有可以事先預知結果的，應該因勢利導，随機應變，這種層次的領悟力隻能說是“天賦”，而在實際運用中，曹操用兵三十年勝多敗少，統一北方，“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