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其二”，這就是對“實幹家”的最好诠釋。
曹操做為“現實主義者”是“時世”所造，但他作為“理想主義者”卻是與生俱來的氣質。
這兩種矛盾的性質在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而且體現的那麼淋漓盡緻，這種人古往今來都不太多。
因為同時具備“詩人氣質”和“實幹家才具”的人本來就不多，身處亂世的這類人更是少之又少，可能這就是我們對“曹操現象”難以理解的原因。
二。
狂放不羁和遵守漢律的矛盾。
《曹瞞傳》記載：曹操年輕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
《世語》記載：袁紹和曹操少時曾調戲人家的新媳婦。
《漢末英雄記》則記載：曹操在南皮破袁譚後，“作鼓吹，自稱萬歲，于馬上舞”。
《曹瞞傳》又記載：曹操“為人佻易無威重......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隐”，談到興頭上就猛拍桌子，甚至一頭紮到酒菜盤子裡。
這樣的行為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出格的，在當時簡直就是“放蕩”。
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卻十分相當簡樸和循規蹈矩。
他規定自己府邸不許用昂貴奢侈的物品，尤其是家人都要保持樸素，絕對不能打扮的花枝招展。
誠然，他也喜歡欺玩異物，但是相對他的地位，對比他的性格，曹操是一個樸素的人。
在律法上，曹操在“戒子”、“懲人”、乃至“治軍”，在很大程度上都繼承了《漢律》，而且可謂“循規蹈矩”，這與曹操狂放不羁的性格看起來是格格不入的。
可實際上這又是曹操對現實情況的妥協，《通典》說曹操“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
在“妥協”的基礎上，曹操在盡最大的努力改變着可以改變的東西，比如：曹操開始認為應當恢複“肉刑”，但是被孔融、王修等反對而作罷；“定甲子科......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
從中我們可見，其實曹操并不是“循規蹈矩”，他作為政治家要全面的考慮問題，主觀上他要求大膽創新，但是在面對力量暫時不足以改變的東西時，他又隻得妥協。
（注二）
所以說曹操又是一個“狂放不羁”但樸素的人，是一個渴望改革但又對現實妥協的人，這兩種矛盾又在曹操這一個人身上體現了出來。
三。
珍視生命和數次屠殺無辜的矛盾。
《蒿裡行》寫道：铠甲生虮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
《短歌行》又說：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字裡行間我們感受到的是悲天憫人、珍視生命的曹操。
但是，同樣是這個人，先後在徐州、官渡等地，屠殺無辜百姓和投降士兵，簡直成了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這與他前面的詩詞頗為矛盾，是不是曹操很虛僞？
曹操在破邺之後聽說有戶三十萬的歡欣，攻南皮時對百姓的網開一面，這些事件也都表明曹操是愛民的。
從先秦以來屠城先例屢見不鮮，白起坑殺趙兵四十萬、劉項戰争時也有屠城記載、漢與匈奴的民族戰争更是視屠城為兒戲，所以說屠城其實成了一個“慣例”，一旦遇到頑強抵抗的城市，那麼該城城破之日也就是老百姓遭殃之時。
同時，屠城确實有一定的作用，否則曆代軍隊也不會樂此不疲。
首先，它可以打擊後來抵抗者的信心；其次，可以最大程度的破壞當地的生産力。
具體到曹操身上，我們會發現，他隻是千百年來“屠城”中的一個繼承者，有意識無意識的遵從者，與他本身的殘忍關系不大。
四。
擁漢與廢漢的矛盾。
這裡說“廢漢”可能不太準确，畢竟曹操有生之年沒有這個行為，但稍微知道這段曆史的人都明白，曹操已經為自己的後代“廢漢”鋪好了路，所以說“曹操廢漢”也并不為過。
早年曹操對漢朝還是有一定感情的，但是随着自己實力和地位的提到，他漸漸對漢朝的感情淡泊了。
曹操與西漢霍光有相似之處，霍光後嗣的遭殃為曹操樹立了一個榜樣。
但曹操絕不單單是為了後代的着想才行廢漢之事的。
曹操與霍光有很大不同之處，曹操穩定後漢的過程要比霍光艱難的多，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