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感,又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就陳宮形象而言,羅貫中主要進行了兩個方面的藝術加工。
一方面,讓陳宮形象帶上崇高的色彩。
我在本文第二部分曾經說過,曆史上的陳宮與曹操的分離和鬥争,并非由于政治目标和道德觀念的分歧,他本人也并沒有表現出多少崇高的品德。
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通過對“捉放曹”情節的藝術處理,把陳宮寫成一個具有“沖天之志”,深明大義的人物。
為了保國安民,除奸去穢,他甘願抛棄榮華富貴。
這樣,文學形象陳宮一開始就具備了“忠義之士”的性格基調,比之曆史人物陳宮在品格上有所升華,而與《演義》熱情讴歌的許多“忠義”英雄站到了同一地平線上。
在“忠義”的性格基調上,羅貫中突出了陳宮“剛直烈壯”的個性特征。
當形勢危急的時候,面對曹操的誘降,呂布思想動搖,他卻大罵曹操是“欺君之賊”,并且“一箭射中麾蓋”,使曹操恨得咬牙切齒(卷四,《呂布敗走下邳城》則)。
即使在被俘以後,他仍然以凜然正氣斥責曹操“谄詐奸雄”,宣布:“汝心術不正,吾故棄之。
”表現出視死如歸的氣概。
于是,陳宮之死便成了“忠義之士”舍身取義的壯烈舉動,成了《三國演義》這部“忠義”英雄頌歌中的一個激越的音符。
另一方面,羅貫中又讓陳宮的性格帶上悲劇的色彩。
這集中表現在他與呂布的關系上。
曆史上的陳宮與呂布的關系是錯綜複雜的:呂布有大大辜負陳宮之處,陳宮也有不大對得起呂布的地方。
羅貫中對這種關系進行了改造和淨化,他舍棄了陳宮與郝萌同謀背叛呂布的史料(因為那有損于陳宮的“忠義”形象),而着重描寫了陳宮對呂布的耿耿忠心。
這樣,陳宮就成了一個令人同情的人物。
他苦心孤詣地為呂布出謀劃策,呂布卻三心二意,剛愎自用,常常不予采納;他苦口婆心地提醒呂布:“陳皀父子面谀将軍,恐欲害之,不可不防也。
”呂布卻反而對他大發雷霆:“汝獻讒言,害及忠良,誰為佞也?吾不看舊日之面,立斬汝輩!”(卷四,《夏侯?拔矢啖睛》則)事實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他的計策是正确的,他的懷疑是有根據的,但也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呂布對他是多麼寡情薄義!更為重要的是,呂布從來就不是一個具有崇高理想的人物,從來就沒有打算統一天下,拯救國家,扶助黎民,而隻是亟亟追逐個人的榮華享樂。
這樣一個勢利之徒,決不可能成為開基創業的明主。
陳宮跟随這樣一個角色,怎麼可能實現救國安民的抱負?又哪有什麼光明的前途?
處在如此可悲的境地,陳宮有滿腹的苦悶,有無窮的感慨,卻沒有另謀出路的決心——“欲待棄之,又恐天下人笑。
”在這裡,以天下興亡、蒼生疾苦為指歸的“忠義”觀變成了狹隘的愚“忠”和不問青紅皂白的小“義”,嚴重地束縛了他的手腳,造成了他的悲劇性格。
其實,在那天下分崩離析的大動亂時代,“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賢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栖”,已經成為許多智謀之士的共同認識。
諸葛亮、魯肅、郭嘉等傑出人物都曾有“擇主而事”的經曆。
陳宮卻昧于此,盲目而執拗地忠于呂布,卻既不能駕馭呂布,又不能改變呂布,隻好一面歎氣一面眼睜睜地看着呂布集團走向崩潰,而他本人也隻好身不由己地随着呂布走向死亡。
事情再清楚不過了:一面是對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一面卻是理想分明不能實現,有才能卻不能盡其用,有機會卻無法選擇,悲劇怎麼能不發生?這種悲劇,在他血濺白門樓時達到了頂點。
羅貫中寫到這裡,情不自禁地賦詩道:
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
不從金石論,空負棟梁材。
輔主真堪敬,辭親實可哀。
白門身死日,誰肯似公台!
在這首詩中,既有由衷的贊美,又有深沉的惋惜。
而在另一首詩中,這種惋惜之情表現得更為鮮明:
亞父忠言逢霸主,子胥剜目遇夫差。
白門樓下公台死,緻令今人發歎嗟。
是的,後人在閱讀《三國演義》的時候,不能不為陳宮的悲劇結局而浩歎。
應該說,這正是陳宮形象能夠打動人的主要原因。
總之,崇高色彩與悲劇色彩的融合,使陳宮的藝術形象呈現出一種古典式的美,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比曆史人物陳宮豐滿得多,生動得多。
這大概正是藝術的魅力之所在吧?
當然,《演義》對陳宮的描寫還不是非常個性化的。
除了白門樓那一段如同電影鏡頭般的精彩描寫之外,小說很少正面表現陳宮内心的波瀾。
不過,羅貫中能夠在很少的篇幅裡把陳宮這樣一個次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得如此鮮明,使人們在《演義》的上千個人物中清楚地記住他,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