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呢，當初也很看重陳宮，連呂布的妻子都說：“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注引孫盛《魏氏春秋》）；陳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如初。
”（《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注引魚豢《典略》）至于陳宮後來背離曹操，二人已恩斷義絕，就不好完全責怪曹操恩将仇報了。
其次，從興平元年夏陳宮投呂布到建安三年（198年）冬曹操滅呂布，在四年半的時間裡，陳宮與呂布的關系并不那麼親密，這也不能完全歸罪于呂布。
确實，呂布是一個反複無常的不義之徒，又“無謀而多猜忌”（《三國志?魏書?呂布傳》），在他的手下，任何謀士也休想建立劉備與諸葛亮那樣的魚水相依之情。
不過，陳宮自己也有毛病。
據《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建安元年（196年）六月，呂布部将郝萌反布，乘夜攻之，被高順、曹性所殺。
事後曹性向呂布揭發，郝萌系受袁術策動，而“陳宮同謀”。
當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
”看來他确曾卷入此事。
雖說“布以宮大将，不問”，但從此對陳宮是不會很放心的了。
同時，陳宮與呂布的另一員大将高順又素來不和。
在這種情況下，當呂布困守下邳，處境艱危之際，對陳宮的幾條妙計不能欣然采納，而是猶豫不決，雖然要由呂布本人負主要責任，畢竟還是事出有因——因為他不敢放心大膽地把妻室托付給陳宮。
所以，我們不必把陳宮看作對呂布一往情深，忠心不二，也不必過多斥責呂布太對不起陳宮。
再次，陳宮被俘後，确實不像呂布那樣軟骨頭，而是神色自如，隻求速死。
這倒不是因為他堅持正義的原則，決不向邪惡勢力低頭（事實上，呂布與曹操之間不過是軍閥混戰，呂布實在不比曹操好一點，而陳宮也從來沒有向呂布提出過“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之類的政治綱領）；而是因為他深知對不住曹操，出于“好馬不吃回頭草”的心理，不願再媚顔降曹，所以他直截了當地說：“請出就戮，以明軍法。
”（《呂布傳》注引《典略》）這種态度，比起隻求苟且偷生的呂布來，确實還有一點大丈夫氣概。
這就是曆史上的陳宮，一個有頭腦、有個性的人物，一個與《演義》中的陳宮有若幹聯系又有明顯區别的人物。
三
傑出的曆史小說大師羅貫中是按照“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的創作主旨來精心結撰《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參見拙作《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載《甯夏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
在塑造陳宮這個次要人物形象時，羅貫中也表現出深厚的藝術功力，較好地體現了自己的創作意圖。
隻要比較一下曆史人物陳宮和文學形象陳宮，我們就可以看到，羅貫中在充分占有與陳宮有關的曆史資料的基礎上，進行了巧妙的藝術改造和加工。
他采用移花接木的藝術手法，将“捉放曹”這個戲劇性很強的情節加在陳宮頭上。
這個細小的，甚至不為人注意的改造，收到了一石多鳥的藝術效果。
它不僅在人物關系上起到了删繁就簡的作用，使人物關系相對集中；而且正如前面指出的，這個情節使曹操這個複雜人物的奸雄面目第一次得到大暴露。
由于這個細小的然而是成功的改造，曹操在中牟縣的被捕和獲釋，就不再是他那充滿驚濤駭浪的一生中的一個偶然事件；陳宮背曹操而投呂布，也就不再隻是一時沖動之舉，而成了他與曹操性格沖突的必然結果。
從此，陳宮便成為曹操性格發展中的一個參照者，成為曹操與呂布兩個集團之間政治、軍事鬥争的一個活躍因素。
通過陳宮與曹操結識——分離——鬥争的全過程，人們會逐步加深對曹操形象的認識。
這樣，陳宮就成了表現曹操複雜性格的一個有力的陪襯人物。
然而，羅貫中并不僅僅是把陳宮作為曹操的陪襯人物來描寫的，如果僅僅把陳宮看作曹操的陪襯人物，那就難以解釋，為什麼他在廣大讀者心目中會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
應當說，盡管陳宮隻是《演義》中的一個次要人物，但也是一個具有一定審美價值和認識價值的藝術形象。
羅貫中在塑造陳宮形象時，保留了曆史人物陳宮的大部分言行，使讀者覺得文學形象陳宮大體上“像”曆史人物陳宮。
但是，文學創作不是對生活現象的簡單複制，文學形象也不應該與其曆史原型劃等号，而應該寄托着作者的審美理想，也就是不那麼“像”其曆史原型。
羅貫中在創作《三國演義》時，正是這樣做的。
《演義》中的諸葛亮、曹操、關羽、張飛、趙雲、劉備、周瑜、魯肅等婦孺皆知的藝術形象，都既有與曆史原型相似的一面，又有與其曆史原型不盡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一面。
正是這種“似”與“不似”的辯證統一，使《演義》的一大批人物形象既有厚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