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創制使用先進火器，這說明作者所處時代是以冷兵器為主的，這也與明初的兵器實際狀況相吻合。
５．“成書于明中葉”說。
張國光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以《三國志平話》為基礎的，現存的《三國志平話》刊于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隻有約８萬字，文筆相當粗糙、簡陋；而《三國志通俗演義》篇幅約８０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後。
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第一個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後期的書商為了擡高其聲價而托名羅貫中的，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５期）認為，從文學史發展的情況來看，在元末明初那樣的文學氛圍中，尚無可能産生出像《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浒傳》這樣大部頭的傑作。
他根據明代成化年間刊行的說唱詞話《花關索傳》和明代前期著名劇作家朱有燉的雜劇《義勇辭金》均看不到《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影響這一現象，認為《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應在明代中葉。
李偉實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弘治初年》（載《吉林社會科學》1995年第４期）也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代中葉。
面對上述諸說，我曾于九十年代初撰文提出，要确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作經曆有比較清晰的了解。
盡管一些學者對羅貫中是否元代理學家趙寶峰的門人羅本、羅貫中與張士誠的關系、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系等問題作了積極的探考，但因資料不足，見解歧異，尚難遽爾斷定《演義》成書的确切年代。
第二，确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
上述諸說，大部分把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在此基礎上立論。
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諸本《三國志傳》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
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
第三，對作品（包括注文）進行全面而細緻的研究。
有的學者通過對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來考證《演義》的成書年代，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但是，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必須證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則，其價值就要大打折扣（按：上文引述的陳鐵民觀點已經指出：這些注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閱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
王長友在《武漢師院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發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一文，認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筆，“作注時該書已流傳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時代的人。
”）；其二，對小字注的考察，應當與對作品各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可靠的結論，而以前對此所作的努力還很不夠。
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妥的說法仍然是：《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１版；亦收入《〈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論文集，巴蜀書社1991年9月第1版）。
三
今天，在世紀交替之際，回顧有關《三國演義》成書年代問題的研究發展曆程，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點看法：
第一，對《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的研究，決非可有可無，而是一項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基礎研究工作。
長期以來，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著作雖然沿用了“成書于元末明初”的說法，但大都在明代部分設置《三國演義》專章，實際上把《三國演義》視為明代作品。
如果能證明它成書于元末（或元代中後期），那就必須把它列入元代文學史的範疇，那麼，以往對《三國演義》的各種分析，都應當重新加以審視，許多方面的認識不得不作出修改。
這難道不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嗎？歐美學者研究莎士比亞生平、著作已經三百多年，成果車載鬥量，研究的程度已經非常精細，而新的成果仍層出不窮；像《三國演義》這樣對中華民族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