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籍貫——太原即東原解》（載《齊魯學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曆史上有過三個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甯夏、山東。
《錄鬼簿續編》所說的“太原”，很可能是指東晉、劉宋時期設置的“東太原”，即山東太原，與“東原”實為一地。
東太原這一建制早已廢置，但因《錄鬼簿續編》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習好，故對羅貫中的籍貫也用了生僻地名。
此處的“太原”，與《水浒傳》、《三國志傳》上題署“東原”都是對的，隻是分别用了兩個生僻的古地名。
這是一個具有啟發意義的思路。
随後，楊海中的《羅貫中的籍貫應為山東太原》（載《東嶽論叢》1995年第4期）、杜貴晨的《羅貫中籍貫“東原”說辨論》（載《齊魯學刊》1995年第5期）進一步論述了“太原”應指“東太原”，亦即“東原”。
這樣，就為“東原”說與“太原”說打通了聯系，朝着問題的解決大大前進了一步。
（二）關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長期以來，學術界公認《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
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不滿足于“元末明初”的籠統提法，對《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1．“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
持此觀點者主要是周邨。
他在《〈三國演義〉非明清小說》（載《群衆論叢》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湯賓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國志傳》提出了三條論據：（1）該書在《玉泉山關公顯聖》一節中有“迄至聖朝，贈号義勇武安王”一句，而關羽封贈義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隻能是宋人說三分的口吻”。
（2）該書“記有相當多的關索生平活動及其業績”，而“關索其人其事，輾轉說唱流傳時代，應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間。
而這也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遠及的時代。
”（3）該書的地理釋義共14條，計17處，其中15處可以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處是明初的地名，但這可能是傳抄、傳刻過程中後來加上的。
此說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内容的明顯事實，難以成立，因而至今無人贊同。
2．“成書于元代中後期”說。
持此說者以章培恒、袁世碩為代表。
章培恒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據書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進行考證，指出：“這些注中所說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為集慶，江陵改為中興，潭州改為天臨；“然而，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卻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為‘今地名’，而不把集慶、中興、天臨作為‘今地名’，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該書寫作時還沒有集慶、中興、天臨這樣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似當寫于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之前”，其時，羅貫中當在三十歲以上。
袁世碩在《明嘉靖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乃元人羅貫中原作》一文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代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其主要論據是：（1）書中共引用330餘首詩來品評人物，收束情節，這“與宋元間的平話是很近似的”。
書中所引詩詞，“不署姓名的泛稱，多用‘後人’、‘史官’，‘唐賢’一詞用了一次，‘宋賢’一詞用過十多次，卻不見‘元賢’一類字眼。
這可以視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為元人。
”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義》作者為元人。
（2）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幾個筆誤之外，“其餘的可以說是全與元代之行政區名稱相符”。
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為元天曆二年（1329）以前的舊地名。
“據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時間斷為這年之前。
如果考慮到人們在一段時間裡仍習慣于用舊地名，那麼将作注時間往後推幾年、十幾年，是可以的……所以，我們可以将作注的時間斷為元代的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而書中的注絕大多數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國志通俗演義》即應成書于這一時期。
不久以前，杜貴晨發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載《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2期），為“成書于元代中後期”說提供了新的論據。
他發現，明初瞿佑的《歸田詩話》卷下《吊白門》則在引述南宋陳剛中的《白門詩》和元末明初張思廉的《縛虎行》時，有“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一語，而張思廉的《南飛鳥》詩中則有“白門東樓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來自《三國志》、《後漢書》等史籍，又非來自《三國志平話》，而是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
再參酌章培恒、袁世碩二先生的意見，他認為《三國志通?籽菀濉煩墒橛谠⒆谥林穩辏?323）至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之間，即泰定三年（1326）前後。
3．“成書于元末”說。
陳鐵民在《〈三國演義〉成書年代考》（載《文學遺産增刊十五輯》，中華書局1983年9月第１版）中認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無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釋來考證《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是可靠的。
根據嘉靖本注釋中有評論和異文校記，以及有不少錯誤等情況判斷，這些注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閱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
既然有的注釋作于元末，那麼《演義》的成書年代自然也應在元末；即使根據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釋，也可推知《演義》成書應在元末，因為隻有在《演義》寫成并流傳之後，才有可能出現《演義》的注釋。
周兆新在《〈三國志演義〉成書于何時》（載其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１版）中指出：聯輝堂本《三國志傳》中有“聖朝封贈（關羽）為義勇武安王”一語，湯賓尹本《三國志傳》亦有相似語句，兩本在提到“聖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對舉，可見“聖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樂年間均無封贈關羽之事，可見“聖朝”也不可能指明朝。
這樣，它隻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