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三國演義》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其廣度和深度都大大超過了以往任何曆史時期，在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取得了若幹新的突破。
其中争論較多，最為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幾個問題。
（一）關于羅貫中的籍貫
明代以來，關于羅貫中的籍貫有東原、太原、錢塘諸說。
多種明代《三國》刊本均題署“東原羅貫中”，加上嘉靖元年本卷首的庸愚子（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等文字記載，是為“東原”說的主要依據。
1931年，鄭振铎等人發現天一閣收藏的《錄鬼簿續編》，其中有“羅貫中，太原人”一語，許多人便以此為“鐵證”，認為羅貫中是今山西太原人。
從此，羅貫中的籍貫便集中為“東原”、“太原”兩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幾部比較權威的文學史、小說史均主“太原”說。
近十幾年來，有關專家圍繞兩說進行學術争鳴，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論文。
關于“東原”說。
劉知漸在《重新評價〈三國演義〉》（載《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4期）中認為：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首的庸愚子（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稱羅貫中為東原人。
這個刻本很精整，緻誤的可能性較小，因此，羅貫中是東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錄鬼簿續編》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東”字草書之誤。
王利器在《羅貫中與〈三國志通俗演義〉》（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1、2期）中認為：東原乃是羅貫中原籍。
《錄鬼簿續編》作“太原人”，系因其傳抄者少見東原，習知太原，故爾緻誤。
東原即漢東平郡，治所在今山東省東平縣東。
這不僅可以從大多數明刻本“認定羅貫中是元東原人”找到根據，而且可以從羅貫中在《水浒全傳》中把東平太守陳文昭處理為全書唯一精心描寫的好官這一點看出端倪，因為元代慈溪縣令陳文昭與羅貫中同為理學家趙偕（趙寶峰）門人，且有政聲，故羅貫中借其名為自己故鄉東平的太守。
刁雲展在《羅貫中的原籍在哪裡》（載《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中認為：《三國演義》最早的幾種版本大都署名“東原羅貫中”，羅貫中創作的其他小說《隋唐兩朝志傳》、《三遂平妖傳》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浒傳》，也都署名“東原羅貫中”，“這是作者本人題署，應當相信。
”反之，其他記載則可能弄錯。
關于“太原”說。
李修生在《論羅貫中》（載《山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1期）中認為：羅貫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遷至杭州的，故又稱杭州人。
孟繁仁在《〈錄鬼簿續編〉與羅貫中種種》（載《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中認為：《錄鬼簿續編》的作者既是羅貫中的“忘年交”，他關于羅貫中的記載就應該是最權威、最可信的。
羅貫中創作的小說、戲曲，在選材上都與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國演義》塑造最為出色，最為成功的人物關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兩朝志傳》中的重要人物李淵父子，是從太原起兵而奪取天下的；《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中的趙匡胤，未發迹時曾流落太原；《平妖傳》中的文彥博，是山西介休人。
這種“瓜葛”，正與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關系。
元代在晉陽（太原）有一個羅氏家族，羅貫中很可能屬于這個家族。
劉世德在《羅貫中籍貫考辨》（載《文學遺産》1992年第2期）中認為：“‘太原’不可能是‘東原’的訛誤”。
并提出：《水浒傳》、《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有三處屬于古東平範圍内的地理錯誤，由此可見，羅貫中非東平人。
面對兩說之争，沈伯俊在《關于羅貫中的籍貫問題》（載《海南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中，對“太原”說作了比較細緻的商榷。
首先，從三個方面對《錄鬼簿續編》抄本的權威性提出質疑：其一，在羅貫中作品的署名和《續編》的記載之間，前者應當更為權威。
其二，庸愚子寫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稱羅貫中為東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後的《續編》抄本，顯然也更可信。
其三，《續編》抄本确實頗有一些錯字、脫字、衍文和颠倒之處，因此，由于傳抄者“少見東原，習知太原，故爾緻誤”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
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來解釋羅貫中的籍貫是靠不住的。
事實上，一般認為是羅貫中所作的幾部作品，其主人公沒有一個是山西人。
再次，指出民間傳說一般不應成為考證曆史人物生平的依據。
文章還提出：盡管個人傾向于“東原”說，但終究隻是認為“東原”說比“太原”說可靠一些，還不能遽爾否定“太原”說。
要想真正解決問題，可以着重從三個方面努力：（1）注意《錄鬼簿續編》有無别的抄本。
如果幸爾發現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誤抄。
（2）注意有關羅貫中生平的新發現。
（3）确認《三國志傳》是《三國演義》的祖本，并判定其成書年代，那麼，其題署“東原羅貫中”與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所說的“東原羅貫中”互相印證，就可以成為确定羅貫中籍貫的有力證據。
1988年起，孟繁仁接連發表《〈題晉陽羅氏族譜圖〉與羅貫中》（載《城市改革理論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羅氏家譜〉與羅貫中》載《文學遺産》1988年第3期）等文，以山西清徐發現的《羅氏家譜》為主要依據，将“太原”說進一步坐實為“清徐”說，認為《羅氏家譜》中第六代羅錦的次子即羅貫中。
陳遼在細讀《羅氏家譜》之後，寫了《太原清徐羅某某絕非〈三國〉作者羅貫中》一文（載《中華文化論壇》2000年第1期），指出：清徐羅氏從康熙年間的羅鳌（《羅氏家譜》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遠代祖宗”與《家譜》中的“始祖”、“第一代”混為一談，即将五代後唐時期從成都來到梗陽（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羅氏家譜》第一代羅仲祥，從而造成巨大的時間差錯。
如果羅仲祥真的是五代後唐時人，則第六代羅錦之子應當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與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毫不相幹。
由此可見，“清徐”說難以成立。
1994年，劉穎獨辟蹊徑，在《羅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