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匈奴
匈奴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
《史記》卷110《匈奴列傳》謂“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商”。
《索隐》引樂彥《括地譜》雲：“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
其言夏後苗裔，或當然也”。
以上匈奴系夏後氏苗裔的說法，學者多持懷疑态度。
然《史記》中一些遠古記事的真實性已多為考古材料所證實。
則匈奴出自夏後氏之說當亦有所據。
匈奴妻後母之俗與《括地譜》所言“夏桀之子獯粥妻父之衆妾”正複相同。
在中國少數民族中，匈奴使用鐵制工具較早，顯系受漢人影響。
故至少在匈奴貴族與夏後氏之間是有一定血緣關系的。
據史書記述，自周以降，匈奴即甚強盛。
戰國時，燕、趙、秦三國鄰近匈奴，時遭匈奴搶掠，因之三國皆修築長城，以為屏障。
秦始皇時，先将匈奴逐出河套，繼之修綴長城，采取以守為主的長期防禦方略。
劉邦滅悼項羽後，移兵反擊匈奴，被冒頓單于圍困于白登，危而後解。
漢初各帝皆未能排除匈奴侵擾，唯有權借和親，嫁女納币，以求粗安。
武帝憑數世之蓄積，靠舉國之人力、财力，對匈奴大張撻伐。
匈奴被迫遠徙，漢之兵馬财貨損耗亦至巨，緻使“每内虛耗”、“宮民俱匮”。
往後匈奴雖不足為漢大害，然侵掠邊境之事，仍不時發生。
至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貴族因争奪單于位，發生内江。
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左地貴族共立稽侯為呼韓邪單于。
宣帝五鳳元年（前57年），釀成“五單于争立”的局面。
五鳳四年（前54年），呼韓邪單于與其兄郅支單于戰鬥失敗，單于庭遂為郅支占有，于是呼韓邪決計降漢。
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韓邪款五原塞。
次年正月，朝見天子，漢隆重接待，居之北邊，赈以谷食。
郅支單于亦遣子入侍，圖謀離間漢與呼韓邪的關系，未能得逞，乃西行經略右地，初尚得手。
但由于郅支驕橫，未能得到西域諸國擁戴，落得孤立困厄，在赴康居途中，“人衆中寒道死，餘才三千人”。
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被漢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設計謀殺。
早在漢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韓邪已歸塞北單于庭。
呼韓邪聞郅支死，且喜且懼，喜者勁敵已除，懼者畏漢襲之。
乃于漢元帝競甯元年（前33年）再次朝漢，并求婚以自親。
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賜之。
白匈奴内亂，呼韓邪首次朝漢，至此已三十年，漢匈關系基本良好。
昭君出塞之後，漢、匈更加親善。
王莽時，因莽一再輕侮匈奴單于，緻使雙方關系惡化，邊隙又起。
東漢之初，匈奴經過六十餘年較為安定的生活，種人繁殖，勢力增強。
中土多年戰亂，元氣損傷，故劉秀對匈奴采取息事甯人措施，除賂遺匈奴财帛外，還将幽、并二州人民往常山（在代郡）、居庸關（在上谷郡）東南遷移，另外，增添邊地屯兵，修築亭候，設置烽燧。
匈奴貴族仍不時侵犯，上黨、扶風、天水、上谷、中山等郡并受其害。
劉秀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上層貴族争奪單于位的鬥争又趨激烈，并正式分裂為南北二部。
建武二十六年（50年），漢為南單于比立庭于去五原西部塞八十裡處。
繼又聽南單于入居雲中。
後南單于與北單于交戰不利，漢又今南單于徒居西河美稷，并設護匈奴中郎将以佑護之。
南單于亦自置諸部王，助漢戍守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衆，為漢郡縣偵探耳目。
從此，南匈奴人衆過着比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繁行。
至漢和帝永元二年（90年），南匈奴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勝兵五萬。
北匈奴則連年内亂，衆叛親離，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叛千右。
加以天災，人衆向南匈奴及漢朝投降者前後相屬，于是南單于一再給漢上言，宜及北虜分争，出兵讨之。
漢兩次遣軍大舉遠征，出塞各三、五千裡，較之前漢武帝時，費力少而戰功多。
北匈奴主力從此退出漠北，其故地尚有十餘萬戶，皆為自北南下的鮮卑人領屬。
從而促成了鮮卑日後的強盛。
最令人遺憾的是，此時漢朝已經開始走下坡路。
政治昏濁，外戚和宦官疊相攬權，國事日非，下民困苦。
不僅鮮卑和羌人對漢朝的戰争頻繁發生，就是南匈奴也“叛服不一”。
南單于與其他割據一方的軍閥一樣，積極參與了漢魏之際的各種戰争。
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發生的以張角為首的黃巾起義雖然不久便被鎮壓下去。
但其他漢胡人民的起義仍連續發生，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涼州邊章、韓遂的漢羌軍、今河北西部山谷區張燕領導的黑山軍，都發展到十餘萬乃至數十萬之衆。
漢朝先派司空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讨涼州。
這支隊伍剛行到薊中，烏桓因軍中饷款虧欠，多叛歸。
故中山太守張純怨張溫不令自己帶領這批烏桓部隊，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反叛，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及右北平太守，衆至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