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的史學實現了從以注釋為主向以撰寫為主的轉變。
在撰寫重于注釋的階段，衆多史學著作紛紛問世，從而為裴注這一新的注釋方法的實現提供了可能。
第三，裴注以前着重于名物訓诂的注釋方法固然表現出了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但裴注以後此類注釋的再度盛行卻并不意味着經學影響的卷土重來。
現象的重複不等于本質的重複。
它隻不過說明裴注的存在需要特殊的條件；它還說明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對史學也并非沒有意義。
畢竟增補曆史事實和準确地理解曆史事實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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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顧炎武：《日知錄》卷27“《漢書》注”。
[2]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7“《漢書》叙例”。
[3]沉家本：《三國志注所引書目》。
[4]侯康：《三國志補注續》自叙。
[5]楊翼骧：《裴松之》，載《中國史學家評傳》上冊。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史通·補注篇》。
[7]侯康：《三國志補注續》自叙
[8]《史通·補注篇》
[9]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中。
[10]陳文載《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1]陳文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周文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3]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自序。
[14]逯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載氏着《魏晉史學思想與社會基礎》，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版。
[15]逯耀東：《魏晉史學思想與社會基礎》導言。
[16]中華書局标點本《三國志》出版說明。
[17]《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注引書索引：“本書不着撰人姓名，按《隋書·經籍志記載王粲撰《漢末英雄記》，未識是否即本書所引者。
”按兩書當為一書。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引《四庫傳記類存目》雲：“《漢末英雄記》一卷。
舊題魏王粲撰。
案粲卒于建安中。
其時黃星雖兆，玉步未更，不應名書以‘漢末’，似後人之所追題。
”姚氏說：“然考粲從軍詩中已稱曹操為聖君，則俨以魏為新朝。
此名不足怪矣。
《隋志》着錄作八卷。
注雲‘殘缺’。
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貞雜抄諸書成之。
凡四十四人。
大抵取于《三國志》注為多。
”按存目意見，“漢末”二字乃後人追題。
姚振宗雖不同意《存目》作者對書名的解釋，但也不否認《三國志》裴注中所引《英雄記》就是《漢末英雄記》。
[18]楊翼骧：《裴松之》，載《中國史學家評傳》上。
[19]錢大昕：《經籍纂诂序》。
[20]餘英時先生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一文中已經注意到了經學中出現的删減風氣。
為了配合其“士之新自覺”之說，餘氏較強調此風興起于東漢中期以後。
由本文上引諸材料看，删減絕非始于東漢中期以後。
[21]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七史體之發達，載氏着《經史抉原》，巴蜀書社1995年版。
[22]《隋書·經籍志》史部。
[23]《晉書》卷47《傅玄傳》。
[24]餘嘉錫《目錄學發微》卷2目錄體制一篇目：“……及缣帛盛行，易篇為卷，一幅所容，與簡篇約略相當。
故多以一篇為一卷。
”
[25]《史通·仿真篇》
[26]《文心雕龍·史傳篇》
[27]《晉書》卷82《幹寶傳》
[28]沉家本：《續漢書八志注所引書目》序。
[29]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載周祖谟《前言》。
[30]《北齊書》卷20《宋顯傳》。
中華書局标點本本卷校勘記：“這裡疑有脫文，當雲‘注王隐《晉書》及何法盛《晉中興書》’，如求減省，也可作‘注王隐及何法盛書’。
今上舉王隐而無書名，下舉書名，又不出何法盛姓名，又‘中興書’上無‘晉’字，都不妥。
”
[31]《孟子·離婁下》。
[32]《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33]《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34]同上。
[35]《史通·書志篇》。
[36]《陳書》卷30《顧野王傳》。
[37]《梁書》、《陳書》作于唐初，但撰者姚思廉原屬南朝系統，故在此一并讨論。
[38]李慈銘：《三國志劄記》。
[39]《史記集解序》張守節正義。
[40]《十七史商榷》卷1“裴注下半部簡略”。
[41]《隋書》卷33《經籍志》二。
[42]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43]參逯耀東《〈隋書·經籍志·史部〉及其雜傳類的分析》，載氏着《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出版。
[44]《史通·補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