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二帝紀》、《山陽公載記》、《漢末英雄記》、《魏武本紀》、《魏尚書》、《魏晉世語》、《魏末傳》、《呂布本事》、《晉諸公贊》、《晉後略記》、《典略》等。
雜傳類書更多，如《三輔決錄》、《海内先賢傳》、《陳留耆舊傳》、《正始名士傳》、《範氏家傳》等。
據逯耀東先生統計，有關此時期的雜傳多達493種。
[43]雜傳以外，漢晉人所着有關這一時期的紀傳體、編年體史書也非常多。
關于東漢曆史，紀傳體有：吳謝承《後漢書》、晉薛瑩《後漢記》、晉司馬彪《續漢書》、晉華峤《漢後書》、晉謝沉《後漢書》、晉張瑩《後漢南記》、晉袁山松《後漢書》。
編年體有：晉袁晔《獻帝春秋》、晉袁宏《後漢紀》、晉張璠《後漢紀》。
關于晉朝的史書，紀傳體有：晉王隐《晉書》、晉虞預《晉書》、晉朱鳳《晉書》。
編年體有：晉陸機《晉紀》、晉幹寶《晉紀》、晉曹嘉之《晉紀》、晉習鑿齒《漢晉陽秋》、晉鄧粲《晉紀》、晉孫盛《晉陽秋》。
關于漢晉之間曆史，紀傳體有晉王沈《魏書》、吳韋昭《吳書》、晉環濟《吳紀》、晉張勃《吳錄》、晉陳壽《三國志》。
編年體有晉孫盛《魏氏春秋》、晉陰澹《魏紀》、晉孔衍《漢魏春秋》。
《隋志》雜史類稱：“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
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
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衆。
”這段文字雖是針對雜史而說的，其實也适用于其它類别的史書。
天下大亂後，國家對史書的修撰失去了有效的控制，私人紛紛撰史。
如魚豢《魏略》、陳壽《三國志》、司馬彪《續漢書》、華峤《漢後書》、王隐《晉書》以及衆多的雜史、雜傳等都屬此類。
這是漢晉時期史書數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史書數量在漢晉時期激增，而采取裴注方法的注釋家所注釋的史書所涉及的時段又恰好在這一時期内。
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衆多史書的存在是裴注得以實現的條件。
一旦這個條件不具備，裴注也就難以為繼了。
裴骃在《史記集解序》中說：“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内。
删其遊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并列。
”按此，裴骃似乎也有繼承父志的意向，但事實上卻無法做到。
這是因為注釋《史記》時，他很難找到可以補充的材料。
《漢書·藝文志》春秋類下所附載的《太史公書》以前的史書隻有《國語》、《新國語》、《世本》、《戰國策》、《奏事》、《楚漢春秋》寥寥數種，而這些書已基本為司馬遷所采用。
同樣的困難在南齊陸澄的《漢書》注中也存在。
陸澄注今天已經看不到了，劉知幾将其歸入裴注一類：“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操摘成注，标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
”[44]劉氏批評不無道理，但陸澄實出無奈，因為記載西漢曆史的書主要就隻有這兩部，他一定要采取裴注的方式注《漢書》，隻能是這個結果。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自序》：“嘗怪服虔、應劭之于《漢書》，裴骃，徐廣之于《史記》，稗官載記碑刻尚多，不能彙而通之，巧異質疑，而徒戋戋于訓诂，豈若世期之博引載籍，增廣異聞，是是非非，使天下後世讀者昭然共見乎！”錢氏認為漢末服虔、應劭以來，“稗官載記碑刻尚多”，恐怕隻能理解為他個人的推測。
若真是如此，陸澄是不會不加以利用的。
與此相關的還有劉昭的例子。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述略：
劉昭補注，《梁書》本傳亦曰集注者，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為注也。
《史通》譏其言盡非要，事皆不急。
或未免過甚其辭。
然必隸事為多而略于訓诂矣。
今觀所注八志，遍及經傳前史，反多主解釋文字，證明故實，初非專采後漢同異。
當由衆家後漢馬彪而外，措意于志者本自無多，而又阨于永嘉，如華典雖成，旋已不可複識，故無幾同異可舉，注體亦因之少變。
按王先謙說，劉昭注《後漢書》，本來是要采取裴注的方式，即所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為注”，但是涉及到《續漢書》的八志，因缺乏其它書可參考，不得不回到“解釋文字，證明故實”的老路。
書之多寡制約着劉昭注釋的體裁。
王氏推測極有見地，遺憾的是，他的這一認識僅局限在對劉昭補注的分析中，而未能将其與裴注的特征聯系起來考慮，可謂失之交臂。
如本文開始所引，對裴注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大都認為其貢獻在于保存了衆多史料。
這當然是正确的。
但是他們往往忽略了一個相反的方面，即從根本上講，也正是因為有衆多史書的存在才使得裴注成為可能。
綜合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東漢以來，受經學簡化風氣的影響，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崇尚簡約的潮流。
在這個背景下，産生了内容簡略的《三國志》。
随着經學對史學影響的逐漸弱化，史家對曆史事實表現出更多的關注。
在這個背景下，裴注應運而生。
第二，根據本文第一節的論述，我們知道兩晉時期以經學的注釋方式批注《漢書》的學者逐漸有所減少；根據第三節的介紹，我們又知道兩晉以來着史的風氣頗為盛行。
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說明兩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