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頌揚，諸如“天姿至孝”“敬賢任才”等等。
但也大體近是!劉禅平庸，沒有多大的政治才幹，但也還不算昏庸，他對先帝的孝順也是事實。
所謂“敬賢任才”，劉禅委軍國大事于賢明承相諸葛亮，也确實任用了一批忠勇可風的文武官員，蔣琬、費祎、廖立等人。
隻是後來宦官黃皓用事，禍亂朝綱，這就是《三國志·後主傳》中所說:“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昏暗之後，《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谯周的《仇國論》是他針對魏、蜀、吳三國鼎立的現實，對于長年征戰的小國蜀漢人民不堪重負之下的有感而發。
據《三國志》記載:“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彤瘁，(谯)周與尚書令陳抵論其利害”的情況下寫出來的，不妨一讀:因餘之國小，而攀建之國大，并争于世而為仇敵。
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間于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優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
故周文(王)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惜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
”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争，無日甯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
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慶，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觊增其疾而斃之也。
”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候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
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候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獸驚駭，莫知所以，于是豪強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多獲，遲後者見吞。
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并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
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
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
”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
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
如遂極武族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将不能謀之矣。
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沖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揖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這篇以因餘，肇建二國之間大小不同，強弱亦異卻并争于世，互為仇敵立論，假托高賢卿與伏愚子之間的對話，闡明強弱不同的國家之間，根據不同的形勢，在具體的曆史條件下應當采用靈活多變的策略以求得主動的生存空間，與民休息，慎用兵戈。
要效法周文王以少取多，越王勾踐以弱勝強那樣立于不敗之地。
顯然，谯周之意指出較之于中原曹魏，蜀漢地狹人少，難與強大的曹魏硬拼，當時的情況是:“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并據之勢，”隻可仿效當年周文王修養生息待時而動，始可收以少取多之效。
否則“民疲勞則騷擾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危險必至。
不能說谯周之論毫無道理，他強調“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的穩健持重的策略對于處于弱小的蜀漢而言，未嘗不是一劑良藥。
英睿的丞相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不也說過當時的形勢是:“天下蘭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這和谯周着到的“軍旅數出，百姓彤瘁”的狀态是完全一緻的。
諸葛亮之所以仍然堅持北伐，六出祁山，那是諸葛亮與忠臣志士要“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以及“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候。
先帝不以臣卑鄙，狠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世，由是感激，遂許先以驅馳“(同上)真有幾分孔子當年執著于事業，“明知不可而為之”的情景。
谯周博通五經，耽迷稽古，他所著《古史考》可惜失傳了。
使我們無法知悉其詳。
他最為後人垢病的是在鄧艾偷渡陰平成功，大兵進逼成都之際向後主所進的《谏後主南行書》。
那時的态勢是蜀漢政權根本沒有禦敵守城的任何準備，“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守城調度，及聞(鄧)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進山野，不可禁制。
”((三國志·谯周傳))在這種形勢下，“後主使群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鬥絕，易以自守，宜可南奔。
”于是谯周針對群臣無計可施，朝廷混亂之際發話道:“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
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
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突。
等為小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将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
”
三國鼎立，蜀、吳較魏弱小乃不争事實，曹魏吞并之心由來已久，采用各個擊破，先蜀後吳乃是魏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