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諸葛亮，相比于這些隐士或田園山水詩人，既有道家遺世獨立精神的彰顯，又不乏儒家積極人世思想的滲透。
他是淡泊其外，而非無為其内。
那麼，隆中時期，諸葛亮都做了哪些事呢?
首先，他胸懷大志，為自己設計了人生三步曲:讀書、養性、成才——出山以成功名——飄然退隐江湖。
《三國演義》第37回徐庶在向劉備推薦諸葛亮時說:“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
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司馬徽對劉備說:“諸葛亮與博陵崔州平、穎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徐庶)四人為密友。
此四人務于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
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
’衆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
”司馬徽又更進一步把他比作“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
毛宗崗在此回回評中說:“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
其言可知，其所不言不可量。
”《三國演義》第43回諸葛亮舌戰群儒時，東吳張昭曾問諸葛亮是否曾自比管、樂，諸葛亮回答:“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
”可見，其志不在小。
但諸葛亮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僅有儒家積極人世的進取精神，更兼有道家甘守淡泊的情懷。
其次，他刻苦攻讀，融會百家，以備經世緻用。
諸葛亮出生的琅邪郡是漢代文化教育高度發達的地區之一。
諸葛亮家學淵源，自幼就受過良好的教育。
他對儒道墨法各派學說均有取舍，思想上并不定于一尊。
在讀書方法上，諸葛亮不作尋章摘句、死記硬背的腐儒，而是“獨觀其大略”，着重領會其精神實質。
舌戰群儒時，東吳程德樞譏諷孔明說:“公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适為儒者所笑耳。
”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
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
—若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攻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
”諸葛亮作為一個君子之儒，在個人修養與才學積累上，的确做到了“淡泊以明志，甯靜而緻遠”。
這為他出山以後在軍事外交上屢立功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再次，廣泛結交當地名流，以獲取全國各地大量信息。
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其家族影響很大。
在諸葛亮的父親去世之後，他随叔父流落荊州，不僅受到劉表的優待，而且深受當地大族的尊敬，并與他們結成了姻親關系。
諸葛亮與當時荊州各界的軍政要人、社會名流均有頻繁交往。
從這裡，他了解時局，洞悉天下，直接或間接地獲取了大量的時事信息。
《隆中對》裡，他之所以對天下大勢了如指掌，精辟分析，預謀天下三分，定下“聯吳抗魏”、占荊據蜀的治國興邦之策，是與他長期以來戰略信息的積累密不可分的。
這是他超人智慧得以形成的内在因素。
最後，他經常雲遊各地，借機了解風俗民情，氣候物産，勘察山川地理，關梁要塞。
這為他以後行軍打仗，排兵布陣，積累了豐富的知識。
由此可見，隆中時期的諸葛亮，與其說是一個“久樂耕鋤，懶于應世”的隐士，不如說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政治家。
他是身在江湖，心懷魏閩。
正如他的道号“卧龍”一樣，他是“潛虬媚幽姿”，待時鳴天下!那個雖然高卧隆中，卻抱膝長吟《梁父吟》，歎息“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的諸葛亮，才是真實的集儒道雙重人格于一身的諸葛亮!他既有投身于亂世之中的勇敢，又有着超然于濁世之外的清醒既有對明天的展望，又有幾分對躬耕生活的眷戀。
他的身上，典型地體現了儒家那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
儒家的積極人世是其思想主流，而道家思想的涵養，則使他能夠比較理智地對待功名成敗，這使他相比于周瑜等人有了一種超脫于塵世之上的神仙般的氣度和風範。
“淡泊以明志，甯靜而緻遠”，這副對聯是諸葛亮的座右銘，也是對他一生的寫照。
諸葛亮出山後，受到劉備的重用，位極人臣，可是，他始終保持着昔日草堂的淡泊生活，矢志不移地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三、諸葛亮形象的成因
《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形象首先是一個小說形象，不能将他等同于曆史上真實的諸葛亮。
因為這個形象身上有着濃厚的理想色彩，有着種種被神化的成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但作為一個藝術形象，它是《三國演義》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無愧于“智絕”的稱号。
《三國演義》問世以後，其影響所及，使得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