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百川，胸懷寬廣，具備了人君所必需的“仁義”品德。
這迎合了諸葛亮儒家政治的心理需求和思想定位。
其二，劉備以枭雄之姿虎視天下，堅定不移，百折不撓，具有政治家的特質。
其三，劉備轉戰多年，足無立錐之地，急需經綸濟世之才。
其四，劉備求賢若渴，能夠屈尊下顧。
由此可見，對于諸葛亮來說，劉備的“三顧茅廬”固然有知遇之恩，但決不是他選擇劉備的首要條件。
如果說“三顧茅廬”使諸葛亮的雙重人格得以統一，那麼“白帝城托孤”後的漫長歲月，在權力失去監督以後，諸葛亮在保持人格獨立的同時，其儒道兩家思想的長期熏陶，使他在對現實政權依附的同時達到了道德上的完善。
或曰:如果曹操、孫權也能夠屈尊“三顧”，諸葛亮是否會選擇他們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俗話說，良禽擇木而栖，賢臣擇主而侍。
這是一個雙向選擇問題。
恰恰是劉備的求賢重賢尊才愛才的寬容大度與充分信任，才給了諸葛亮放手施展才華的機會。
要知道，諸葛亮高卧隆中，抱膝長吟，是在等待時機。
身邊的劉表名稱八俊，威震九州，堪稱一方霸主，諸葛亮對他不聞不問北方的袁紹出身四世三公，門多故吏，虎踞冀州之地，諸葛亮正眼也不瞧東邊的孫權承父兄之基業，據長江天險而雄霸一方，諸葛亮視若無睹新崛起的曹操，挾天子之威，勢頭強勁，不可小觑，諸葛亮卻不屑一顧。
他就像一個“揀盡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鴻，在等待“天時”，等待機遇。
所以，從選擇何人角度講，諸葛亮與劉備可謂惺惺相惜。
因此，諸葛亮慎重選擇劉備，乃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決不僅僅是報答他的知遇之恩。
而他之所以沒有演變成“亂臣賊子”，恰恰是由他的雙重人格所決定。
二、“隆中生活”的磨練與鍛造
由于《三國演義》采用類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回避了諸葛亮隆中時期的生活描寫，因而，讀者隻能在徐庶、司馬徽的談論中、在劉備三顧茅廬時的所見所感中去想見其為人。
這種回避客觀上渲染了諸葛亮作為一個隐者型政治家的某種神秘性。
但不論作者怎樣回避，隆中生活都是諸葛亮一生的一個重要時期，它不僅奠定了諸葛亮一生事業的重要基石，同時也是其思想其人格形成的一個重要時期。
劉備第二次訪問卧龍岡時，在諸葛亮的草堂上看到了這樣一副對聯:“淡泊以明志，甯靜而緻遠。
”這副對聯應該說是大有深意的。
毛宗崗在這副對聯下批了一句話:“觀此二語，想見其為人。
”的确一語中的!諸葛亮雖然沒有出來，但這副對聯卻道出了他的處世态度。
儒道兩家文化是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最具影響力和滲透力的兩種文化。
諸葛亮所提出并實踐的“淡泊明志”，其實正體現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相互融合。
“淡泊”一詞最早見于《老子》第二十章“我獨泊兮，其未兆”。
意思是獨我能恬淡甯靜，不炫耀自己。
其後《莊子》中的“刻意第八”又談到這一點:“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善從之。
”意思是:至于不磨砺意志而高尚，不講仁義而修身，不建功名而治世，無須江海而安閑，不必導引而長壽，沒有什麼不能忘掉，沒有什麼不能擁有，淡漠無限而一切美好追随未來。
旨近《淮南子·主術》宣揚:“是故非淡泊無以明德，非甯靜無以緻遠。
”曹植《蟬賦》:“實淡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
”西漢前期統治者崇尚“黃老之術”西漢中期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思想并不能長期定于一尊漢末魏晉，天下紛擾，諸家蜂起，思想活躍。
這些都不能不影響到知識分子的思想定位。
諸葛亮深受時代影響，在《誡子書》裡，他告誡兒子:“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緻遠。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他汲取融會儒道各家文化的精華，首次将“淡泊”與立志聯系在一起。
何謂“淡泊”?用諸葛亮自己的話說就是“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向來就有受老莊影響而隐居山林的傳統。
《論語》中的長沮、桀溺東晉的陶淵明南朝劉宋時期的謝靈運初唐的王績盛唐的王維、孟浩然晚唐的皮日休、陸龜蒙等。
其表現形态就是思想上淡泊功名，敝屣富貴，生活上或隐居于田園或浪迹于名山大川。
他們寫的那些山水田園詩，說到底，不過是隐者的夢罷了。
又有哪一個隐者真的能遺忘世事、高蹈出塵呢?隆中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