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茂約
劉璋，字季玉，江夏竟陵（今湖北潛江市西北）人，東漢興平元年（194年）繼其父劉焉任益州牧，至建安十九年（214年）所治益州被劉備奪取，統治益州凡二十年，其活動曾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漢末三國政治。
迄今為止，學界尚無讨論劉璋的專文。
人們對劉璋的評價，基本定于諸葛亮《隆中對》所雲：“劉璋暗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劉璋遂庶幾成為昏庸無能的象征。
是耶？非耶？
一、劉璋失益州失于“人謀”
東漢末年，天下紛亂。
劉璋所處益州，天府之土，民殷國富，兵精糧足，足以自守，甚至可以成就霸業。
然而，劉璋在保守益州的過程中不能有所作為，在外來的劉備面前反主為客，處處被動，處處被欺，最終将益州拱手讓人。
其原因何在？
與漢末群雄相較，劉璋“暗弱”、“不武”［1］（卷32《先主傳》注引《獻帝春秋》）。
主要表現在：（一）不識益州兵要地理形勢，不能努力修好漢中的張魯，喪失了益州北面屏障，使益州處于外敵威脅之下。
（二）缺乏重大軍事鬥争的心理素質。
盡管擁有益州這塊“風水寶地”，劉璋卻極端地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對抗并不比其強大的張魯，要拉曹操作為援手；當曹操對自己産生威脅時，又拉劉備來幫忙，使得劉備順利入川。
（三）缺乏足夠的軍事才能。
劉璋在認識到劉備入川的險惡用心、怒斬張松之後，雖迅速組織了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來對抗劉備，卻均以失敗告終。
《三國志·法正傳》載：當劉備争奪益州之初，“鄭度說璋曰：‘左将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谷是資，軍無辎重。
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倉廪野谷，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
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将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
”鄭度之計可謂是抵禦劉備的良策，但劉璋不能用，反而把鄭度罷黜。
鄭度的遭遇，除了表明劉璋聽不進忠言外，更主要的是表明劉璋“才非人雄”，缺乏軍事頭腦，不是枭雄劉備的對手。
其實，劉璋并非毫無軍事才能，在他統治益州的時期裡，曾平定益州豪族大姓的數次大規模的叛亂，即是明證。
導緻時人視劉璋“暗弱”、“不武”的原因，除了劉璋為人“寬柔”“溫仁”性格懦弱外［1］（卷31《劉二牧傳》及注引《英雄紀》），更與其身處推崇“人謀”的亂世之秋卻不努力“人謀”有密切關系。
突出表現是，劉璋立志不遠，隻圖自保一州。
保據益州，坐觀天下，是劉璋之父劉焉定下的方針。
《三國志·劉二牧傳》載：“焉睹（漢）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欲避世難。
……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将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
”恰好益州動蕩，朝廷以劉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劉焉入益州後，以南陽三輔流人數萬家為主組成東州兵，平定益州動亂，誅殺益州豪強，建立割據政權，便不複顧益州之外的天下形勢。
注引《英雄記》：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
”這無疑限制了自己的發展。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9中評論曰：“焉雖受命作牧，而漢之危亡，風波百沸，焉勿問焉。
割土自擅，志士之所不肖事也。
”劉焉死後，繼任益州牧的劉璋基本遵循其父“坐保”政策。
在一定意義上，“坐保”有它的合理性，如可以避免自身力量在紛争之中作無謂的消耗。
然而，在漢末割據兼并的時代，滿足于“自保”，沒有遠大的目标與積極的行動，最終隻能“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公孫瓒、劉表等軍閥就是典型的例子，相反的例子則有曹操統一北方、孫權鼎立江東等。
劉璋的“坐保”，導緻了他行動的保守和落後，黯于天下大勢。
當劉備處心竭慮謀奪益州時，劉璋還茫然不知，反而開門揖盜，最終葬送基業。
可以說，劉璋失益州在一定意義上是失于“人謀”。
《後漢書·劉焉傳》論曰：“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所謂羊質虎皮，見豹則恐，籲哉。
”的确，天下大勢不容劉璋閉隘蓄力，然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如發揮“人謀”的主觀能動性，努力進取，保守偏安一隅也未必無此可能。
可是，劉璋暗于天下大勢，不知權謀。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9稱：“論者曰：‘劉璋暗弱’，弱者弱于強争、暗者暗于變詐。
”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