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漢要集》二卷，“抄《史記》，入《春秋》者不錄。
”，晉散騎常侍葛洪撰《漢書鈔》三十卷。
[22]除此之外，當時史家的删減工作更多體現在對東漢曆史的撰寫上。
《文心雕龍·史傳篇》雲：“後漢紀傳，發源東觀。
”這是說記述東漢曆史最早的書是東漢官修的《東觀漢記》。
據《隋志·經籍志》着錄，《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
”魏晉以後的多種《後漢書》都是在此基礎上改編而成的。
《史傳篇》又雲：“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
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迄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
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複重，偏舉則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
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這裡是在讨論紀傳體的缺陷，文末提到了傅玄的意見。
傅玄，魏時“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又“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
”[23]“譏後漢之尤煩”，大概就出自該書。
“後漢”是指《東觀漢記》。
魏晉時期認為《東觀漢記》煩雜的不止傅玄一人。
據《晉書》卷82《司馬彪傳》載，西晉司馬彪撰寫《續漢書》的理由是：“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谯周雖已删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
”《東觀漢記》屬未完成之作，所以“亡缺者多”，後來修史者自然要補其所缺。
這是不奇怪的。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彪嫌其已完成的部分“記述煩雜”。
按他說，此前谯周雖然已經删除了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滿意，所以有必要重寫。
他的《續漢書》“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
”按《隋志》着錄稍有不同，易“篇”稱“卷”，為八十三卷。
古人多以一篇為一卷，兩書所記出入不大。
[24]八十三卷的篇幅包括了紀、志傳，較之未完成的一百四十三卷的《東觀漢記》确實删減不少。
與司馬彪同屬西晉的華峤撰寫《漢後書》，也是意在删減。
《晉書》卷44《華峤傳》：“初，峤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
會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觀秘籍，遂就其緒。
起于光武，終于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後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
”較之東觀書，删減也不少。
東晉袁宏着有《後漢紀》。
他在自序中談及寫作動機說：“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
”與袁宏同出一族的袁山松曾撰寫《後漢書》，他總結寫作體會說：“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25]五難之中，“煩而不整”居于首位。
着後漢史者追求簡略如此，而着晉史者也是如此。
“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
”[26]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
”[27]
崇尚簡約不僅影響着史家修史，而且也影響到兩晉的史學批評。
《晉書》卷60《張輔傳》：“又論班固、司馬遷雲：‘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
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
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
……”張輔根據《史》《漢》字數多寡來評價班馬，因為“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所以認為《史記》優于《漢書》。
有趣的是，出自同樣的理由，幹寶則對《史記》多有不滿，《史通·二體篇》：“晉世幹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
其義雲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遺也。
”同書《煩省篇》：“及幹令升史議，曆诋諸家而獨歸美《左傳》。
雲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
斯蓋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
綜上所述，東漢以來，先有經學的簡化，後有史學的簡化。
經學是漢代學術的重心所在，而史學當時隻是經學的附庸。
因此，史學的簡化當是受到經學簡化的影響所緻。
在衆多史學家竭力追求簡化的學術風氣下，我們自然可以理解《三國志》為什麼寫得如此簡略。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三國志》在西晉問世後，并沒有因其簡略而受到批評，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歡迎。
南朝裴松之批評《三國志》“失在于略”。
對比上述漢晉史家觀念，他的意見十分醒目。
在裴松之以後，采用這種方式注釋史書的還有若幹家。
《梁書》卷41《王規傳》：“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
”《梁書》卷49《劉昭傳》：“初，昭伯父肜集衆家《晉書》注幹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範晔書，世稱博悉。
”據沉家本統計，劉昭引書“凡經部六十六家，史部一百十二家，子部四十二家，集部廿二家，共二百四十二家。
”[28]此外，劉孝标的《世說新語》注也屬此類，劉注“所引經史雜着四百餘種，詩賦雜文七十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