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
’其為時所重如此。
”本傳又稱：“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
梁州大中正、尚書郎範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禦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
願垂采錄。
”東晉時，習鑿齒從正統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魏為正統的寫法提出異議，在其所着《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
正統問題是政治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志》的批評。
看來，簡略在晉人眼裡是不成問題的，隻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視之為缺點。
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大緻說來，從兩漢之際到東晉，先是在經學領域，而後又在史學領域中出現了一種追求簡略的風氣。
而一到南朝則風氣大變，簡略不一定是優點，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
為了說明風氣的轉變，我們先來看看東漢至東晉的情形。
《論衡·效力篇》雲：“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
《後漢書》卷3《章帝紀》載章帝诏書稱：“中元元年诏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
”是知兩漢之際，經學中已經出現了簡化的趨勢。
《後漢書》卷31《孔奮傳》：“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弟奇……作《春秋左氏删》。
”又，《後漢書》卷32《樊宏傳》：宏子“儵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學。
”删減後的“樊氏學”仍然不能使人滿意，于是又有繼續删減者，《後漢書》卷36《張霸傳》：“初，霸以樊儵删《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
”删書不局限于《春秋》一家，《後漢書》卷37《桓榮傳》：“初，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
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
郁複删定為十二萬言。
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桓氏世代所傳為《歐陽尚書》。
《歐陽尚書》除朱普章句外，還有其它流派，《後漢書》卷65《張奂傳》：“奂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
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奂減為九萬言。
”又，《後漢書》卷79下《伏恭傳》：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
”繼此潮流而來，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及荊州學派諸學者仍在從事着此類工作。
《後漢書》卷35《鄭玄傳》傳末範晔論曰：“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異端紛纭，互相詭激。
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
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又惠棟《後漢書補注》卷17《劉表傳》引《劉鎮南碑》：“君深愍末學遠本離直，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删?浮辭，芟除煩重。
”
經學是義理之學。
錢大昕說：“有文字而後有诂訓，有诂訓而後有義理。
訓诂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别有義理出乎訓诂之外者也。
”[19]前引錢大昭也說“注經以明理為宗。
理寓于訓诂，訓诂明而理自見。
”這些認識其實都是古文經學的觀點。
按漢代今文家的理解，義理應是在闡釋經書的章句之中。
西漢中期以後，今文經學的章句日益繁瑣，衆多古文經學家都對此給予了猛烈的抨擊。
經學的删減運動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
[20]
比兩漢之際發端的經學删減運動稍後，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删減之風。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史要》十卷。
”注：“漢代桂陽太守衛飒撰。
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衛飒，東漢初年光武時人，《後漢書》有傳。
衛飒以後，又有楊終删書。
《後漢書》卷48《楊終傳》：“後受诏删《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同卷《應奉傳》注引袁山松書曰：“奉又删《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後漢書》卷26《伏湛傳附伏無忌傳》：“元嘉中，桓帝複诏無忌與黃景、崔實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本傳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于今。
”删書最著名者當屬漢末荀悅對《漢書》的删減。
《後漢書》卷62《荀悅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诏尚書給筆劄。
”論及《漢紀》，自劉知幾開始，都比較關注其編年體體裁的問題，而對于其意在删減的編纂目的則多有忽略。
荀悅以後，三國時，吳太子太傅張溫撰有《三史略》，也屬删減之作。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說：“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
”将這些散在各處的零星記載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東漢以來确實出現了一種删簡史書的風氣。
蒙文通先生曾說：“言史貴約，實晉人之創論。
”[21]聯系上文，這個觀點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不過到晉代，這樣的例子的确更多了。
晉祠部郎王蔑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