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與“義”在先秦之前是兩個獨立的概念。
在儒家祖師的語錄裡，“忠”指的是盡心為人辦事，不分對上與對下。
如“為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教人以善謂之忠”（《孟子·滕文公》）；“義”指的是辦事準确，幾乎包括處理一切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如“不義而富貴，與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義”（《孟子·梁惠王》）。
先秦以後，“忠”的概念逐步轉化為下對上特别是臣對君的道德觀念，“義”的概念則逐步轉化為同類人（家庭成員、親朋戚友、官場同僚）之間互相對待的道德觀念。
一般說來，“忠”與“義”這兩個概念已經演化為一個對立的統一體。
漢代以後，“忠義”連綴的現象開始出現，人們用“忠義”來稱贊一個人的道德品質，說明他既能對上講忠，又能對同類人講義。
如《資治通鑒》在提到唐代“安史之亂”，張巡困守孤城，抵禦叛軍時，就有以下叙述：
令狐潮複引兵攻雍丘。
潮與巡有舊，于城上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資治通鑒》卷二一八）
文中張巡對令狐潮的責備，是說他不忠義。
不忠，指令狐潮投降了安祿山，背叛了唐王朝；不義，是說他勸朋友投降，對不起朋友。
此處正是涉及“忠”、“義”這兩方面的概念。
在“忠”與“義”這兩個概念的發展中，“忠”的含義越來越固定，直至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間個人的單向度關系中，且是天定的具有形上必然性的關系，從而使“忠”具有了官方意識形态的内涵。
而“義”的含義卻在表同類人的關系這個大範圍内越來越變化多端，直至成為地方武裝聯合、民間組織的一種号召和紐帶。
這種“義”的觀念的發展當然對統治階級是很不利的，因為以“義”為号召的聯合，既可以表現為互相扶持的小集團的“結義”，也可以表現為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的“聚義”。
明張溥的《五人墓碑記》裡記載蘇州市民反抗魏忠賢的鬥争，就有“激昂大義，蹈死不顧”和“大閹亦逡巡畏義”的話。
為了防止這種“義”逸出封建統治階級修築的軌道之外，朝廷的策士們就在“忠義”二字上下工夫，這種“忠義”不同于上文所說的“忠”與“義”的自然連綴，而是含有政治目的的捏合。
首先承認某部分人或某集團在下層的活動是“義”，然後在“義”的前面冠以“忠”來誘導這些人不造反，甚至是效力朝廷。
“義”在這一政治倫理“忠”的統轄下，遂演變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态能夠容忍與許可的行為。
再者，“忠”、“義”二字連辭，顯然有化解其狂狷之氣，整合其豪俠之心的作用，并以此為行動者提供一種價值預設，經由這一人格的自覺和提升，最終走上忠君報國之路，成就“大我”的境界。
二
在《三國演義》中，“忠”、“義”渾然一體，幾近天衣無縫。
“忠義”這面旗幟在第一回“桃園結義”中就明确亮出來了：“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皇天後土，實鑒此心。
背義忘恩，天人共戮。
”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忠于劉漢王朝是劉關張共同的政治理想，對劉關張來說，“盡義”就是“全忠”。
“義”在《三國演義》中的内涵是很豐富的：君主之義在于愛民；臣下之義在于忠君；朋友之義在于一諾千金、知恩圖報；兄弟之義在于生死與共等等。
劉關張之“義”之所以為後人推崇，是因為他們的“義”是所有這些“義”的集中表現。
劉備可稱為人們心目中“仁義之君”的典型。
他在任安喜縣尉時，“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
”任新野牧時，民衆以歌頌之：“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
”兵敗樊城時，更有一幕足感神明的情景：
……令孫乾、簡雍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
百姓願随者，便同過江。
”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随使君。
”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攜幼，将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
玄德于船上望見，大恸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
左右急救止。
聞者莫不痛哭。
（中華書局1995年版）
劉備正是憑着這種”愛民如子”的“大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