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一言難盡的，他其實也當得起"完人"二字。若諸葛亮的"完人"體現在高尚的人格節操上，曹操則在性格的繁複、能力的全面、正邪的雜揉諸方面，顯出其最難被人蓋棺論定的豐富和龐雜。
曹操的幸運在于，由于他超卓的異秉、超人的成就、超常的性格和超邁的輻射力，講述他的故事，褒貶他的為人，遂千年不衰地成為人們的習慣沖動，他留存至今的事迹、傳奇也變得格外衆多，以至誰都不會對他感到陌生。當然曹操的不幸也與此關聯，即曹操的能力雖十倍于漢高祖劉邦，但由于他畢竟沒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江山一統的大業，也沒有像劉備、孫權那樣親身到禦座上過一把瘾，換言之，由于他沒有動用強力将自己宣布為正統，不領情的旁人、後人便反而将竊國大盜的咒語啐向他的面門。此外，由于曹操的後繼者一個比一個無能，大魏江山幾乎算不得一個完整的朝代，他開創的政權甚至沒能延續到培養出本朝的史官，即匆匆易手，這也加重了對曹操的不利：他的身後聲名隻能交由形形色色的失敗者、颠覆者去嚼舌根了。魯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針對曹操的處境，曾如此感慨道："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許是先生演講時未曾特别留意（這也是演講這一形式本身難免的），魯迅在這裡隻提到了"後一朝人"，而由于"三國鼎立"的特殊性，事實上當時來自敵對國蜀漢和東吳史官的編派與損毀，對曹操的傷害隻會更大一些，更刻薄尖诮一些。
為什麼沒有人指責劉邦"篡秦"、李世民"盜隋"，唯獨曹操特别易被人說成"篡漢自立"的大奸臣呢？看來，曹操的背運之處在于：他想做好人卻不徹底，想做壞人也不徹底，本欲兩面讨好,結果反而給自己惹上無窮後患。試想曹操若在年富力強、一手遮天之時，毅然将慵弱無能的漢獻帝推下龍床，以魏代漢，親履禦殿，結果會怎樣呢？由于他有更充分的時間可供經營基業，安排後事，死後的江山想必也會穩妥許多，也更有可能遇上這一天，由本朝的史官來贊頌魏太祖的英明神武。倘如此，正如人們不會指責項羽、劉邦颠覆秦朝江山一樣，人們提到曹操時大概也會換用一種類似"想我高祖斬蛇起義"的崇敬口氣了。曹操沒有，"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這應該是他的"本志"。然而鑒于老子屍骨未寒，兒子曹丕就迫不及待地代漢自立這一事實，曹操便再也做不得"周公"了。私意以為，正是在"代漢自立"這一兩難抉擇上的狐疑不決，首鼠兩端，造成曹操最大的失策。
話說回來，曹操雖然功高震主，能夠長時間玩皇帝于股掌之間，好像也從來沒人建議他高卧龍榻，謀士董昭隻不過建議他效仿周公故事，"九錫備物"，立為魏公，就遭到個别人的反對，包括曹操最為倚重的荀彧。曹操不該（或不配）有帝王之相，這好像乃是時人的共識。在曹操的敵手那裡，"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說法也總能得到廣泛傳播，曹操之踧踖難安，意緒難平，也就不為無因了。想來曹操那難以啟齒的出身，也是障礙之一，他本人對此也深有體認：一個"本非岩穴知名人士"的人，要想在東漢末年唯世族大姓是舉的社會選拔體系中混出點名堂，自然會有額外的難處。曹操祖父曹騰乃不具生育能力的宦官，父親曹嵩隻是曹騰的養子，一個"莫能審其生出本末"的人，所以曹操的真實背景，也就難以稽考了。曹操為什麼獨有一個小名"阿瞞"呢？為他命名時，父祖們曾有過何種難言之隐呢？曹操另一個小名"吉利"，作為與"阿瞞"的對應，會不會暗示所"瞞"之事頗蘊兇兆，故須用"吉利"二字加以消災呢？此外我們知道，曹操甚至連姓氏都缺乏家族依據，他本該姓"夏侯"才是，他父親當年之所以改"夏侯"為"曹"，乃是為了從養父曹騰之姓。
曹操不是袁紹，缺乏龐大家族世系的有力支撐；曹操不是劉備，沒有一個悠遠綿邈的帝王譜系可供露臉；曹操也不是孫權，能夠盡享偉大父兄創下的那一片煌煌基業，所以曹操隻能仰仗自己亂世英豪的非凡才能，自創江山，自鑄偉詞，所謂"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好在他有着非常全面的才能，文才泱泱，武略滔滔，智謀傲視同侪；他的性格亦張弛有緻，極具包容性。如果說曹操的陰鸷、猜忌和機變百出的權詐人所難及的話，他生命形态的舒展、開闊，也同樣是時人（乃至後人）驷馬難追的。極端的豐富、難以梳理的龐雜、兩極相映互動的矛盾，我相信既是自然界的本來意志，也是某些偉人的當然體現。曹操不僅沒能例外，還體現得尤為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