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後謂漢家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不可盡廢。
窦武猶豫不決，遷延時日，緻使計策洩露。
中常侍曹節、王甫知悉後，矯诏窦武、陳蕃圖謀廢立，督羽林兵殺之，幽閉太後。
宦官疾惡名賢，遂大搞黨锢，大殺黨人。
曹節、王甫死後，張讓、趙忠等十二中常侍繼續恃寵專權，時稱“十常侍”。
但宦官中也有清忠者，不過為數甚少。
靈帝欲封賞中常侍呂強，呂強固辭不受，并奏曹節、王甫、張讓等品卑人賤，讒谄媚主，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應罷黜之。
靈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呂強後遭趙忠構陷而自殺。
靈帝賣官鬻爵，增賦加稅，造宮修殿，驕奢淫逸；宦官朋比為奸，擅權禍國；忠臣賢士不得進用，并且遭受殘酷無情的打擊和迫害；依附權勢的地方豪強橫行霸道，為非作歹；民不聊生，四處逃亡。
東漢王朝搖搖欲墜。
中平元年（184），張角率領黃巾軍起義。
靈帝拜何皇後兄何進為大将軍，召群臣會議，鎮壓黃巾起義。
北地太守皇甫嵩認為宜解黨禁，拿出藏錢以資軍隊。
靈帝懼怕黨人與張角合謀，不得已而納之，赦免天下黨人，增加軍資，以皇甫嵩為左中郎将，朱俊為右中郎将，征讨颍川黃巾，以盧植為北中郎将，征讨冀州張角。
靈帝隻赦免了黨人，并不用之，仍然信重宦官。
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親朋典據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
宜斬十常侍，布告天下，以謝百姓，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後漢書·張讓傳》）靈帝怒，害之。
皇甫嵩護軍司馬傅燮上書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于外，皆興于内。
今閹豎弄權，忠臣不進，此即蕭牆釁發，而禍延四海，遂使黃巾起事。
臣受戎任，戰無不克。
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
臣之所懼，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災患難弭。
夫奸邪與賢良不宜共國，亦猶水火不可同器。
陛下宜速誅讒佞，則善人思進，奸兇自息。
”（《後漢書·傅燮傳》）靈帝因其有軍功，不置可否。
在兩漢你死我活的權力舞台上，皇上是當然的領銜，宗室、外戚、臣僚及宦官是列在皇上前後左右的四大名角。
西漢初的開場戲是龍争虎鬥。
韓信、彭越等功臣，有喧賓奪主之勢，相繼為劉邦剪除。
劉邦死後，外戚企圖奪取政權，為陳平、周勃平定。
繼之，劉氏諸侯王起兵，欲演割裂，景帝鎮壓并削弱之，實行中央集權。
武帝熱中獨行，為加強皇權，又委以在宮中辦事的尚書及經常出入宮中的侍中、中常侍等近臣實權，借以制約由丞相領導的正規的中央行政機構。
尚書為皇帝機要秘書，侍中、中常侍等為卿、大夫加官，侍從皇帝左右，顧問應對。
此後，稱皇帝的近臣為中朝官（或稱内朝官），中央行政機構官員為外朝官。
閹宦常為中常侍，遂得以與政，由跑龍套而跻身大腕。
武帝拾集權之階再登專制之頂。
武帝死，霍光受遺诏輔佐昭帝。
昭帝死，霍光立昌邑王，不久即廢，又立宣帝。
霍光專權廢立，使争而效之者不絕。
元帝以宦官石顯為中書令，石顯禍政亂朝，西漢始衰。
光武帝中興，建立東漢。
和帝立，外戚窦氏專權，圖作不軌。
和帝與中常侍鄭衆密謀誅之。
東漢繼續加強中央集權專制。
尚書開始直接處理政務，領錄尚書事者可謂攬有行政大權，由是丞相、公卿之權漸輕。
宦官充斥中常侍，貴戚多把持軍權。
皇權至高無上，宗室、外戚、重臣皆具條件獲取，就是宦官也有惦念之心。
皇帝被窺伺搞得神魂不定，不知該如何防範是好。
其實，天下事說難如亂麻，說易也都很井然。
馬和鹿簡單一分，硬要指鹿為馬，亂就生出。
宗室、外戚、臣僚乃至宦官當中都有善惡之分。
簡明易行的辦法就是擇優除劣。
群臣魚貫，故可信者衆。
明主能辯良莠，隻是昏君不知好歹。
東漢末這最後的一幕簡直糟糕透頂。
皇帝庸碌無為，渾渾噩噩；宗親面壁，形影相吊；臣子坐冷闆凳，無用武之地；隻見貴戚、閹宦這些蝦兵蟹将上蹿下跳，輪番折騰。
婦孺皆知，馬上就要曲終人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