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議至此,我想在此章就德與智,在下一章就王與霸的問題作一簡論,希望讀者能透過紛亂的曆史事件看到一些本質的東西。
《呂氏春秋·義賞》講了一個德與智的故事:春秋時,晉文公将與楚人戰于城濮,文公因敵強我弱而問計于咎犯,咎犯曰打仗要懂詐術,詐之可矣。
文公以此言告雍季,雍季曰詐僞之道,是竭澤而漁,隻能應急,非長久之術也。
文公用咎犯言,敗楚人,而論功行賞,雍季在上。
左右不解,紛紛谏問。
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
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者乎?後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
晉文公經咨詢和實踐,增識不小,他搞清楚了治與亂時的德與智的辯證關系。
紛亂當中,為一時之務可以智謀;安頓下來,為百代之利必用仁德。
劉表平荊州,即用的是咎犯的計策。
春秋戰國,百家争鳴,儒、墨、道、法、縱橫家等最為有影響。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
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于道最為高。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衆取寵。
墨家者流,貴儉,兼愛,上賢,此其所長也。
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識别親疏。
道家者流,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合于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法家者流,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
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緻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縱橫家者流,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谖而棄其信。
一般将儒、墨歸為仁德,道、法、縱橫歸為智謀。
仁德與智謀有高低上下之分,也就出現了統一和對立的辯證關系。
上德鴻碩,因為在上而兼智,下德愚腐,因為在下而少謀;上智神通,因為在上而有仁,下智刻毒,因為在下而寡德。
高者謂諸子之說可殊途同歸,低者則言道不同不相為謀。
晉文公是德智并具的人,而且知道何時任德何時用智。
春秋諸侯争霸,戰國諸侯逐王,周朝由盛而衰。
孔子生于春秋,孟子生于戰國,二人遊事諸侯,欲恢複堯舜、殷周秩序,但卻四處碰壁。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使子貢至楚。
楚昭王欲迎孔子,以七百裡地封之。
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
”“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
”“王之将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
”“且楚之祖封于周,号為子男五十裡。
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裡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裡之君卒王天下。
今孔丘得封土,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
”昭王乃止。
子西的話有三層意思。
若用孔子師徒,行周君臣之禮,楚由子男爵而為王,由五十裡封土而開千裡之國,就都成了非法所得。
若用孔子師徒,這幫人很有本事,楚王之位難保安穩。
若用孔子師徒,子西等就無事可做了。
前兩層意思是明說的,後一層是暗藏的。
第一層最為重要。
《史記·孟子列傳》曰:孟子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
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膑、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
天下方務于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轲乃述堯舜、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德,在高低上下之間,因人而異,分有這麼三個層次:品行、信仰和善政。
品行主要關乎于庶民,信仰主要關乎于士大夫,善政主要關乎于君主。
孔子、孟子都是懷揣德智的人,他們所信的德是三代之德,他們所使的智要為所信的德服務。
但這個德,即維系三代綱紀的禮樂,已經在統治者的自踐和新興勢力的踩踏下崩壞了。
孔孟欲修複以固之,老子謂之徒勞無益,而更多的人則欲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