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議至此，我想在此章就德與智，在下一章就王與霸的問題作一簡論，希望讀者能透過紛亂的曆史事件看到一些本質的東西。
《呂氏春秋·義賞》講了一個德與智的故事：春秋時，晉文公将與楚人戰于城濮，文公因敵強我弱而問計于咎犯，咎犯曰打仗要懂詐術，詐之可矣。
文公以此言告雍季，雍季曰詐僞之道，是竭澤而漁，隻能應急，非長久之術也。
文公用咎犯言，敗楚人，而論功行賞，雍季在上。
左右不解，紛紛谏問。
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
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者乎？後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
晉文公經咨詢和實踐，增識不小，他搞清楚了治與亂時的德與智的辯證關系。
紛亂當中，為一時之務可以智謀；安頓下來，為百代之利必用仁德。
劉表平荊州，即用的是咎犯的計策。
春秋戰國，百家争鳴，儒、墨、道、法、縱橫家等最為有影響。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
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于道最為高。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衆取寵。
墨家者流，貴儉，兼愛，上賢，此其所長也。
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識别親疏。
道家者流，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合于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法家者流，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
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緻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縱橫家者流，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谖而棄其信。
一般将儒、墨歸為仁德，道、法、縱橫歸為智謀。
仁德與智謀有高低上下之分，也就出現了統一和對立的辯證關系。
上德鴻碩，因為在上而兼智，下德愚腐，因為在下而少謀；上智神通，因為在上而有仁，下智刻毒，因為在下而寡德。
高者謂諸子之說可殊途同歸，低者則言道不同不相為謀。
晉文公是德智并具的人，而且知道何時任德何時用智。
春秋諸侯争霸，戰國諸侯逐王，周朝由盛而衰。
孔子生于春秋，孟子生于戰國，二人遊事諸侯，欲恢複堯舜、殷周秩序，但卻四處碰壁。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使子貢至楚。
楚昭王欲迎孔子，以七百裡地封之。
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
”“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
”“王之将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
”“且楚之祖封于周，号為子男五十裡。
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裡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裡之君卒王天下。
今孔丘得封土，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
”昭王乃止。
子西的話有三層意思。
若用孔子師徒，行周君臣之禮，楚由子男爵而為王，由五十裡封土而開千裡之國，就都成了非法所得。
若用孔子師徒，這幫人很有本事，楚王之位難保安穩。
若用孔子師徒，子西等就無事可做了。
前兩層意思是明說的，後一層是暗藏的。
第一層最為重要。
《史記·孟子列傳》曰：孟子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
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膑、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
天下方務于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轲乃述堯舜、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德，在高低上下之間，因人而異，分有這麼三個層次：品行、信仰和善政。
品行主要關乎于庶民，信仰主要關乎于士大夫，善政主要關乎于君主。
孔子、孟子都是懷揣德智的人，他們所信的德是三代之德，他們所使的智要為所信的德服務。
但這個德，即維系三代綱紀的禮樂，已經在統治者的自踐和新興勢力的踩踏下崩壞了。
孔孟欲修複以固之，老子謂之徒勞無益，而更多的人則欲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