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衷心服從的。
在他與諸葛亮北伐的戰略上有重大分歧的情況下仍然能顧全大局,沒有作出損害蜀國的事,即使在孔明死于軍中、情況十分緊急複雜時也沒有能證明魏延叛蜀歸曹魏的證據。
楊儀同魏延不和已經很深,諸葛亮一死,他們的沖突更趨表面化。
“諸葛亮病,謂延等雲:‘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複來也。
’命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
延遂匿之,行到褒口,乃發喪。
亮長史楊儀宿與魏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
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
追而殺之。
”裴松之認為:“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争審”,但就算是一面之詞,也可以看到楊儀造謠陷害以消滅自己政敵的惡劣行徑。
就是據本傳記載,也不能說明魏延反叛降北,而隻雲諸葛亮病笃時“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護軍姜維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孔明隻是估計到魏延可能不從楊儀之命,做了一點不信任魏延的安排,當然也可能是楊儀假“丞相遺令”。
果然魏延不甘為楊儀所制,反而趕在撤退前破壞棧道絕楊儀歸路。
斷後一仗是姜維指揮的,也不能說明魏延就是降北叛蜀。
看來,諸葛亮在處理楊儀與魏延的嚴重不和的問題上也是很不周全的。
盡管他在主觀上“不忍有所偏察”,但魏延在前線征戰迎敵,而楊儀一直在諸葛亮身邊幹事,對二者的倚重和感情實有所不同。
假如諸葛亮在臨終前把他們二人召來榻前肝膽相照,曉之大義,托之重任,至少魏、楊之間的矛盾可以得到暫時緩和,然而他把魏延排除在外,隻留給他一個斷後的命令,這完全是不信任之舉。
從許多史籍的關鍵文字看,都沒有提到魏延反叛降敵。
最可據的是,他沒有乘斷後之機北去,卻仍是搶先南歸,即使在無心自己人殘殺而被何平(何平即王平)所敗後仍未北附,反而令少數人扶喪回蜀,要和費聯名宣布北伐部署,可惜為費所出賣戰敗而死。
再從衆多史料看,魏延的意向是很明白的,魏延認為丞相雖死,但北伐之偉業不能中斷,應由我魏延繼續“率諸軍擊賊,雲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假如魏延真的要叛漢投曹,他可能有三種選擇:其一是率軍在前線倒戈,這易如反掌其二是按兵不動,待楊儀率軍撤退後再拔軍駐漢中,靜觀形勢,效當年之張魯,憑借曾鎮守漢中之威望獨樹一幟,這也不難辦到其三是學劉備當年奪取劉璋地盤之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回成都奪取蜀漢政權,而後剪除楊儀之軍,這也不是極難之事。
然而,魏延并未選擇其中任何一條,相反地倒是明白地聲明,不要“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要率軍繼承丞相之遺志繼續北伐,這與叛蜀而降曹是無論如何扯不在一塊的。
大凡曆史的悲劇,就會有悲劇人物。
當馬岱提着魏延的頭去報功時,“狷狹”陰狠的楊儀竟“起自踏之,曰‘庸奴!複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
魏延為蜀國的存在和發展舍生忘死,鐵馬金戈,沒有死于對敵之戰場,而喪于自己營壘的暗箭,有大功反而遭誅,殃及三族,半世威名,毀于一旦。
事實上,那個造謠陷害魏延的楊儀倒是想叛蜀降北的。
楊儀本性“狷狹”,反複無常,是個利欲熏心的權奸他心胸狹窄,一向和文臣武将不和。
但就是這麼一個佞臣卻為諸葛亮素所器重,臨終時授以總督軍權。
楊儀除掉魏延“得勝”回成都後,自诩功高,不可一世在未能取得“尚書令”高位後心懷怨恨,對費說:“往者丞相亡殁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甯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複及。
”這個自白又為費密報了朝廷,于是“廢儀為民,徙漢嘉郡”,但楊儀惡性難改,至徙所複上書诽謗,朝廷後來要查辦他,他才自殺了。
蔣琬、費先是縱容楊儀去除掉魏延,後又除掉楊儀,諸葛亮屍骨未寒,而内部自相殘殺。
諸葛亮之死,而有魏延之死,其後有楊儀之死。
此番折騰之後,蜀漢元氣大傷,給蜀國造成每況愈下之勢,諸葛亮對此也負有責任。
千秋功罪自有後人評說,一千多年前當事者的是非應給以明确的判斷,研究與回味它可以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