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置極端、偏頗。
如對待劉封的“剛猛難制”,諸葛亮即勸劉備因其上庸之敗而趁機剪除。
其實劉封倒是一員可信用的戰将,後來劉備為此也很後悔。
對有點自高自大,自诩“宜為諸葛亮之貳”的廖立,他雖也曾贊譽過他是可以與龐統相比的良才,可是長沙一失之後便不複重用。
後來又因他發了點牢騷,如說孔明“不任賢達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蠻荒。
對馬谡先是欣賞他在“南戰”中提出的“攻心為上”的策略,認為他是有為的人才,而對劉備托孤時所說的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意見似乎沒有認真考慮,對其失守街亭亦處置過嚴。
東漢末年是争城奪地,群雄競起的年代,諸葛亮在選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還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然而比起同時代的曹操、孫權、劉備就差了一籌。
諸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選拔和造就燦若群星的文武雄才來輔助和繼承他的事業,固然這裡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選拔人才上的求全責備、矩偏頗是一個重要原因,結果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員中謹小慎微的“老實頭”居多,就是蔣琬、費等人也是循規有餘而才氣不足,缺少進取精神。
特别耐人尋味的是,劉備一生最突出地選拔了兩個人,一是諸葛亮,一是魏延,而諸葛亮對于魏延并不怎麼信任,似乎有點壓制他。
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魏延仍然忍辱負重在幾十年的南征北戰中出生入死,羌中敗郭淮,入川奪取西蜀,南戰七擒孟獲,北伐任先鋒,天水收姜維、射曹操、斬王雙、死張,大戰司馬懿,驚退夏侯霸,街亭失守後力挽狂瀾,等等。
治軍嚴明,“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幾乎無惡仗不與,且每戰必克。
特别是他提出的奇襲長安的戰略建議實屬善遠之謀,可惜沒被諸葛亮采納。
假如按魏延“循秦嶺而東”的戰略放手去幹,其前景是難以估量的。
難怪魏延常歎息:“亮為怯,歎己才用之不盡。
”
曹操之用人高于諸葛亮就在于他主張“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歸心”,“大用者不務細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他深知“失晨之雞,思補再鳴”,“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于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内,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将”他以大局為重,能做到“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張繡降後嘩變,後又再次投降,曹操對他優待并封為列侯,畢谌、魏種等人都曾欺騙過曹操,被擒後還是被重用。
因此,曹魏陣營中文臣、武将輩出,從而開創了較大的局面。
孫權知人善任,深知“周公不求備于一人”之理,既能觀其短,亦會用其長,大膽起用年輕将領,委重任予周瑜、呂蒙、陸遜他說魯肅有兩長(建議立帝王之業和聯劉抗曹)一短(借荊州給劉備),不能因其一短而損其二長。
劉備的知人善任也高于諸葛亮,他提拔魏延就大膽信任和使用他,雖然麾下良将甚多,卻始終把魏延視為卓異将才委獨當一面之任。
公元219年(建安24年)劉備奪取漢中,稱漢中王。
其時拟遷治成都,行時要拔一将領守漢中,他深知漢中乃益州屏障,又是未來逐鹿中原之基地,地位至關重要,當時麾下第一員大将關羽已留守荊州,“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然而慧眼識人,“乃拔魏延為督漢中鎮遠将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皆驚。
”看來,劉備既知魏延,也信任和大膽使用魏延。
魏延亦未負劉備所望,坐治漢中,獨當一面,界連強魏,敵不敢犯,大去劉備北方之憂。
而諸葛亮不僅“矩偏摹?而且管得太細太死,“事必躬親”,“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使人才難得,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長。
王夫之在評諸葛亮時就說:“人皆局于循吏之矩”,“雖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氣以即于瓦合,奚可恃矣!”西蜀到後期弄得“蜀中無大将,廖化作先鋒”,這恐怕與諸葛亮用人的缺陷有很大關系。
再則,諸葛亮也不很了解培養本地人才的重要性。
縱觀西蜀後期的重臣中,本地人并不多,後繼的蔣琬、費和姜維均無大的作為,反而為黃皓、谯周等人所牽制。
看來,在培養使用本地人才上不能不是諸葛亮的又一缺陷。
魏延雖有“不肯下人”的缺點,但他對諸葛亮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