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成都,辦完喪事,便“開府治事”。
自此,諸葛亮獨攬了蜀漢全部的軍政大權,“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蜀書·諸葛亮傳》)。
諸葛亮大舉北伐時,劉禅已是二十多歲,年富力強,正值青春有為之際。
按漢制,諸葛亮應還政于後主,但諸葛亮不願放權,甚至想都沒有想過讓劉禅“親政”。
劉禅雖然對諸葛亮不滿,但也無可奈何,隻得對諸葛亮說:“政由葛氏,祭則寡人。
”(《蜀書·後主傳》注引《魏略》)可見劉禅當時的處境和漢獻帝毫無二緻,是個十足的傀儡君主。
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漢獻帝置于股掌之中,但為何對諸葛亮的“欺君”卻視而不見?誠不可解。
諸葛亮死後,劉禅曾在一定程度上發洩了他對諸葛亮的不滿。
例如,李邈上書言諸葛亮專權,“後主怒,下獄誅之”[1](《蜀書·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
李邈之所以被殺,我認為倒不是因為他說了諸葛亮的壞話,而隻是因為他的某些言辭,如“主畏其(指諸葛亮)威”,強烈地刺痛了曾經當過傀儡君主的劉禅的自尊心。
又如,在給諸葛亮立廟的問題上,劉禅也設置了層層障礙。
“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言事者隻得退而求其次,建議立廟于沔陽,禁止百姓“私祀”,後主才勉強同意。
後主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給諸葛亮立廟,說穿了,也是一種報複。
諸葛亮死後,蜀漢再也不設丞相一職,先是以蔣琬為尚書令、大将軍,後又以費祎為尚書令、大将軍,以蔣琬為大司馬,“琬卒,禅乃自攝國事”(《蜀書·後主傳》注引《魏略》。
劉禅為何廢除丞相制?道理很簡單,就是絕不容許再出現第二個諸葛亮,以免大權旁落。
實際上,劉備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二人。
章武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诏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内外軍事,留鎮永安”(《蜀書·李嚴傳》)。
可見,李嚴地位相當顯赫,執掌着蜀漢的軍事大權。
按劉備的策劃,由諸葛亮主政,李嚴主軍,一文一武,共同輔佐蜀漢政權。
然而這隻是劉備的一廂情願,這種政治格局諸葛亮是絕不可能接受的。
諸葛亮苦心經營、殚精竭慮謀劃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獨攬大權。
劉備在世時,諸葛亮對付關羽和法正的“手段”還比較隐蔽,不敢公開化,隻能使用“權術”,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就無所顧忌,他打擊、排斥李嚴可謂不遺餘力,最後将李嚴廢為庶民,流放梓潼郡。
諸葛亮廢李嚴的這段公案,田餘慶、尹韻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詳細考論,故筆者不再贅述。
諸葛亮秉政後,蜀漢政權中除李嚴、廖立、魏延等少數人不服外,絕大多數官員對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違抗,有了劉備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這把尚方寶劍,不僅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員亦幾乎将諸葛亮視為“皇上”。
例如,諸葛亮北伐曹魏前,為解除後顧之憂,必須修複吳蜀二國關系,與東吳重新結盟。
為此,諸葛亮特派鄧芝出使東吳,鄧芝入吳,孫權對鄧芝說:“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
”鄧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
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孫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
”(《蜀書·鄧芝傳》)遂斷絕與魏的交往,轉而與蜀“連和”。
以往史家皆稱贊鄧芝具有傑出的外交才能,為恢複吳蜀聯盟作出了重大貢獻。
對此我并不否認。
然而從鄧芝這番言詞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劉禅放在眼裡。
孫權雲“蜀主幼弱”,其實劉禅時年17歲,并非是一個完全不懂事的幼童。
漢魏之際,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孫吳創業之主孫策而言,他15歲即随父孫堅起兵讨伐董卓,20歲轉戰江東,攻占六郡,從而奠定了孫吳政權的基業。
孫策遇刺身亡,孫權繼位,亦隻有18歲。
鄧芝若維護主上的尊嚴,何不據理而反駁之。
面對孫權輕視“蜀主幼弱”,鄧芝隻字不作回答,卻稱贊孫權為“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這就把諸葛亮放到了和孫權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國之君的地位。
孫權當然是個聰明絕頂的“雄略之主”,他眼見蜀漢已是諸葛亮“當家”,遂突破兩國間對等交往的外交慣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寫信給丞相諸葛亮,表彰鄧芝的功績:“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蜀書·鄧芝傳》)事實上,孫權直接與諸葛亮的對話是經常的。
“備尋病亡,子禅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辄令(陸)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
”(《吳書·陸遜傳》)孫權雖委托陸遜與諸葛亮打交道,但沒有徹底放權,因為陸遜是以孫權的名義,寫給諸葛亮的書信蓋的是皇帝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