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時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
李嚴亦是劉備臨終時的托孤重臣,難道他的天良“牿亡已盡”,會容忍異姓篡奪劉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勸諸葛亮受九錫,隻有一種解釋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諸葛亮功高蓋世,當賜以殊禮,而實際上是在試探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錫,建國封王,進而代蜀漢稱帝。
按理來說,作為托孤重臣的諸葛亮對此應表示極大的憤慨,除嚴厲斥責李嚴外,也應鄭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漢室的心迹。
但諸葛亮的答書卻并非如此,他回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複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
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讨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
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蜀書·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
《漢書·王莽傳》雲:“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
”張晏注曰:“《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
”諸葛亮雲“十命”,乃指“九錫”之外再加“一錫”,可見其“十命”之謂比李嚴勸進九錫更上一層。
我認為諸葛亮這番話的口氣相當大,完全不像出自一個自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的人之口,說得難聽一些,反倒像一個亂臣賊子所言。
衆所周知,九錫非人臣之常器。
漢制,非劉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錫,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諸葛亮難道不懂這個道理?漢魏之際,除曹操受九錫外,還有劉備自加九錫,稱漢中王。
孫權受魏主曹丕九錫,稱吳王。
曹操、劉備、孫權為三國之主,難道諸葛亮欲與他們比肩?
稍晚于諸葛亮時期的東晉丞相王導,對晉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與權勢在當時無與倫比,故時人皆雲:“王與馬,共天下。
”當元帝司馬睿即位時,竟命王導同坐于禦床,接受百官的朝拜。
“導固辭,至于三四。
”後來司徒蔡谟“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
’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王導傳》)。
相比之下,諸葛亮就毫不避諱人臣之大忌,公開聲稱,若滅掉魏國,中興漢室,自己就理所當然地封王受九錫。
當然,如果僅憑諸葛亮拒辭九錫,就斷定其有異志,欲圖大位,未免有牽強附會之感,依據并不充分,很難令人完全信服。
諸葛亮同劉備的君臣關系曾被世人贊不絕口,然而諸葛亮同後主劉禅的關系又如何呢?通過對有關史料的仔細分析,我認為,諸葛亮秉政後,根本就沒有把後主劉禅放在眼裡。
他頤指氣使,動辄教訓皇帝。
諸葛亮在上疏中說:“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谏之路也。
”又告誡劉禅:“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進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
”(《蜀書·諸葛亮傳》)諸葛亮的這番話固然是出于治國安邦之需,但他一連講了這麼多“宜”怎樣,“不宜”怎樣,其口氣之嚴厲,完全不像人臣之語,猶如一個嚴厲的父親在教育不聽話的兒子。
尤其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宮中的地位并列等同,實際上是淩駕于皇帝之上,這顯然是嚴重違反了封建專制體制所規定的君臣名分。
劉備在世時對其子劉禅的智商并沒有作過評價,但諸葛亮曾在劉備面前稱贊劉禅智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
故劉備臨終前放心地表示:“審能如此,吾複何憂!”(《蜀書·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可是,僅僅過了幾年,諸葛亮北伐前夕,“慮後主富于春秋,朱紫難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領虎贲中郎将,統宿衛親兵”,掌管禦林軍。
他告誡後主:“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阙漏,有所廣益。
”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監視着劉禅的一舉一動,弄得“後主益嚴憚之”(《蜀書·董允傳》),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嚴,甚至喪失了行動自由。
從劉備去世(223)至諸葛亮北伐(227),不到五年時間,難道劉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降低到“朱紫難别”嗎?諸葛亮對劉禅作出的這一番霄壤之别的評價,居心何在?難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盡管劉備臨崩時托孤于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為輔政大臣,并非是讓諸葛亮單獨執政,劉備除規定諸葛亮與李嚴并受遺诏輔政外,又“呼魯王(備次子劉永)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蜀書·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這無疑是要劉禅兄弟與諸葛亮共同治理蜀國,因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需以父輩之禮尊崇之。
但諸葛亮卻完全違背了劉備的遺诏。
諸葛亮讓李嚴留在永安,自己則扶劉備靈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