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蜀漢昭烈帝劉備連連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東部咽喉重鎮荊州在曹魏和東吳的夾擊下被奪取，随即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關羽、張飛接連身亡，他親自帶軍出征卻在夷陵之戰中大敗而歸，最後終于在白帝城病故。
劉備病危之時，召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托孤，命二人輔佐其子劉禅，其間劉備與諸葛亮曾經有一段對話，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是這樣的：“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诏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
這段話和事情的經過，就是被後世人所津津樂道，推舉為君臣之間肝膽相照的千古佳話的白帝托孤。
此段加上後來諸葛亮為北伐而上的《出師表》，一直以來被作為推崇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範事例和佐證。
對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諸葛亮，作為一個在亂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韓之術的人物，其面目絕非象一直以來文人騷客們所描繪的那樣謙恭，而是一個懂得時刻要牢牢把持權利和實力，關鍵時刻對任何人都絕不手軟的政治家，包括對其第二個主子劉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我們先來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劉備對諸葛亮說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話和諸葛亮後來的“鞠躬盡瘁”，既不是劉備首創，也不是僅僅隻發生在諸葛亮身上。
遠的不說，在三國早期，東吳奠基人孫策在臨終時就已經上演過這樣一出戲文。
《三國志》《吳書》《張昭傳》：“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
正複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張昭）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職。
權悲感未視事，昭……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
”
此時孫權年約十九，而劉禅是十七歲登基，兩人的年紀大體相仿。
但孫策死的時候，正值各路軍閥混戰、孫策勢力東征西讨乘機擴張之時，其勢力并未得到鞏固，顯然比不得早已紮穩根基的蜀漢政權，所以張昭受孫策臨終囑托後，其“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職。
權悲感未視事，昭……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等一系列的舉動，比之劉備托孤後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
而論地位，張昭之于東吳不遜于諸葛之于蜀漢，再論發生年代也是孫、張在前，後世人等獨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顯然并非是記性不好忘記了此事，這掠人之美的舉動，其用意隻怕就是要讓孔明專美于前。
因此認真說起來，此事并無什麼值得大肆褒揚的地方，真要說也應該先說孫策和張昭才對。
另外劉備在白帝托孤之時，并非隻找了一個諸葛亮，還有一個李嚴在側。
劉備能把遠在成都的諸葛亮召來托孤，說明他有足夠的時間來考慮和處理這個問題，因此托孤于諸葛亮、李嚴二人，并非是僅僅因為李嚴在身邊方便之故，而是應該有其很成熟的考慮的，甚至可以說是煞費苦心的。
我們知道，蜀漢政權的根基主要是由三個勢力集團組成：占主導地位的劉備嫡系荊楚集團，前益州刺史劉璋時期的東州集團，本地人為主的益州集團。
益州集團從劉璋時期開始就沒能在政治上占據大的舞台，一直處于一個陪襯的地位，所慮不大，這一點，我們從《三國志》的傳記就可以知道，蜀漢就是除去王室成員，列傳中本地人士才也十九人，大約隻占了三分之一強，而且無一是高層官吏，均為下級官吏和侍郎一類的閑官。
因此需要考慮的乃是荊楚、東州集團之間的問題。
此前戰略要地荊州的丢失，關、張敗亡以及夷陵之戰，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荊楚集團遭到了重大創傷。
而在這個時候劉備又一病不起，當然會想到自己身沒以後，這三者之間的矛盾和蜀漢政權的鞏固問題，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對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沒有顧慮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劉備既然以這樣的方式将這話明白地說了出來，那諸葛亮也隻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這樣的态度，來明确地表示他惟有盡忠而死也不會取而代之一途了。
不管怎麼樣，在那個年代裡，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應一聲“好”的。
但是如此一來，倘若日後劉禅昏庸而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個輔佐不力，背主食言的罵名，在政治、輿論以及民心上都将會面對“不臣不忠不義”的罪名，并因此導緻師出無名而居于劣勢。
所以劉備這話與其說是信任與托孤，不如說是一種先發制人的威脅策略，亦或者是無奈之下欲擒故縱的一種權謀。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嚴，在劉璋時期就是東州集團中的佼佼者。
自劉備入主成都以後，他在任上又屢次以少數兵力平定大規模的叛亂，充分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