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的出色軍事和政治能力。
相比較而言，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衆能力，但在軍事上并沒有什麼建樹的機會，因此劉備很明智地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诏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内外軍事”（1）。
實際上，在劉備臨終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經把李嚴拔為尚書令，在官階上可與諸葛亮比肩了。
由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嚴則主掌内外軍事，這樣的分配正好能讓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
而從當時蜀漢政權的權利機構的構成和實力分配來看，也讓我們相信，劉備要防備坐大的一方，絕非是當時不處在權利中心和主導集團領袖地位上的李嚴。
在短短的一年多内，通過将李嚴從犍為太守地方長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書令，并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礎，人為地将李嚴制造成為了實際上的東州集團代表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劉備對李嚴更多的是籠絡，而不是提防。
劉備将這樣一個快速提升起來、以前從未進入過權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嚴，列為兩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統内外軍事”，再聯系“君可自取”的言語，顯然說明劉備要防備、制衡的目标是諸葛亮無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為一個君主的劉備，又是肯定希望他們二人能夠全力合作來加強其政權的。
正好李嚴除了前面說的那些優勢外，另外還有一個有利條件，那就是他是南陽人，與“諸葛公僑客茲郡，有鄉黨之分”，因此劉備希望這樣二人可以多點“必能協規”的可能性（2），從而通過這兩大集團的領袖人物的通力合作來協調兩大集團，以應付他身沒以後蜀漢政權可以想見的、必定會面臨的各種危險局面，進一步地鞏固蜀漢政權。
遺憾的是，諸葛亮的性格和一貫的志向，使他并不願意看見李嚴與他分享權利，甚至連李嚴進入政治權利中心機構所在的成都他都極端地不願意。
二個托孤重臣，無論從那方面講，都應該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嚴還是“統内外軍事”這樣一個相當三軍司令的人物。
如果說劉備死時蜀漢與東吳處于敵對狀态，李嚴留鎮永安是必須的話，那麼在蜀漢與東吳在建興元年“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4）後，還是将李嚴這麼一個“統内外軍事”、各方面都與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繼續置于和東吳交界的永安，顯然是不合适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于建興四年春李嚴卻去了面對東吳的二線城市江州，依然沒能進入政治權利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為一個混迹官場幾十年，又有很強軍政能力的人物，李嚴是不可能不明白遠離政治權利中心的負面效應，乃是遠離統治階層的各個官僚集團，其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小，最後逐漸被人遺忘。
而他還不至于也不會敢想去自立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願求居江州。
從他後來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裡，……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3）的舉動來看，他是非常想進入權利中心的。
隻是既然不能進成都，那隻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當然相信他也明白這樣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這也許僅僅是他一種表達不滿和要求的姿态而已。
但是不管怎麼樣，這都可以說明他并不是自願遠離政治和權利中心成都的，而有能力能做到這一點的，蜀漢舉國上下惟諸葛公一人而已。
他們二個照後世的稱謂，乃是“顧命大臣”，因此從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權利分配上講，都應該是基本并列的。
但事實上自從諸葛亮扶劉備靈柩回成都之日起，李嚴就被已經撇在了一邊：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頃之，又領益州牧。
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
”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建興元年，封（李嚴）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
”
——《三國志》《蜀書》《李嚴傳》
同是托孤重臣，諸葛亮此前已假節钺，現在晉封鄉侯，并且開府、領益州牧，其中的開府、領益州牧，意味着他可以向朝廷推舉府屬官吏，并成為了益州的最高軍政長官，都是把握實權的舉動，而李嚴雖然也晉封鄉侯、假節，但卻隻加了個光祿勳的虛銜，相比之下顯然分量就輕得多了。
我們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而是客觀地去看待的話，從諸葛亮那篇被後世百般推崇的《出師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覺到當時諸葛亮大權獨攬、權傾朝野，明顯地時常對後主劉禅指手畫腳，甚至還表露出咄咄一副逼人的威脅态度來迫使劉禅就範，同時在他心裡還有着許多憂慮。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當時蜀漢朝廷權利鬥争的激烈狀況。
他在《出師表》中，先說了當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勢嚴峻，而後話鋒一轉道：“誠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谏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
”
這其中的“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一說，就把劉禅的“宮中”和他開府的“府中”歸成了“俱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