讒言和誣告，曆來是社會一大公害，尤其對幹部隊伍，危害更大。公害不治，人才難保。曹操既将各種各樣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也等于将各種複雜的人事矛盾加在了一塊，在他那個龐大的幹部隊伍裡，一個時期内，上下之間，内外之間，流言蜚語和讒言誣告不斷出現。對待這個問題，中前期的曹操頭腦相當冷靜，采取的措施也很妥當，從而有效地保護了人才，保證了整個幹部隊伍的團結和穩定。
蔣濟，最後官至太尉，是魏國的“四朝元老”。在蔣濟剛走上仕途時，正趕上曹操兵敗赤壁，曹操一邊撤兵，一邊想把江淮之間的民衆北遷。在那一帶任職的蔣濟堅決不同意。曹操執意去辦，不但沒有辦成，反把十多萬人吓得跑到了吳國。在這種情況下，有人給曹操寫了秘言，告蔣濟要率衆造反。曹操根據蔣濟的一貫表現，認為這純是誣告。于是，他立即把與蔣濟在一起任職的于禁、封仁等人找來，拿着告蔣濟的信說：蔣濟怎麼會有這事呢？如有，算我認錯了人。這一定是有人自己想叛亂，嫁禍于蔣濟，以攪亂我的視聽，達到叛亂的目的。他不僅沒有責怪蔣濟，反把蔣濟調到自己身邊工作，這樣處理真是太恰當了，既将蔣濟被告的事公布于衆，公開保護了蔣濟，也給在那個地區工作的于禁等人壯了膽。
曹操推行屯田制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任用的棗祗、任峻等人發揮了重要作用外，還有一個叫國淵的人也做了大量工作。國淵很有才幹，早年曾避亂到遼東，曹操平定北方後，被辟為“司空掾屬”，主管屯田。國淵從實際出發，多次給曹操提建議，改進管理，官與民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受到了廣大百姓的歡迎。“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廪豐實，百姓況勤樂業。”（《三國志·國淵傳》）國淵的實績很突出，但不知什麼原因，老是被人诽謗。曹操見了诽謗國淵的信，十分生氣，堅決要把诽謗者查出來。他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國淵本人。國淵仔細揣摩信上的字迹和用語，采用招考學館教師的手段，從試卷中順藤摸瓜，終于挖出了诽謗者，使事實大白于天下。把诽謗信交給被诽謗人，請被诽謗人自己破案，充分顯示了對被诽謗者的信任，國淵豈能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曹操的智囊團，都是由名震當時的高級知識分子組成。其中有個叫程昱的人，雖為曹操所鐘愛，但個性太強，時常與别人鬧不團結，時間一久，就有人告他要謀反，想借曹操的手洩私憤。曹操深知，程昱是有缺點，但絕不會背叛。有人越是告他，曹操就越厚待他。告狀人見目的難以達到，隻好作罷。郭嘉是曹操的“高參”，對他的話，曹操一般是言聽計從。起初，有個叫陳君的人對郭嘉很不服氣，就抓住郭嘉作風松散，行為不夠檢點的看病，有機會就在大庭廣衆告他的狀。每遇這種情況，曹操總是肯定陳君的态度是好的，但不說郭嘉不好，反倒對郭嘉更器重。這樣，自然而然地把陳君引導到多看對方優點上來，氣也消了，與郭嘉的矛盾也逐步緩和了。
曹操不聽讒言，懲治诽謗，使朝外官得以安心工作；用看去似“和稀泥”，實則是廢流言的手段，解決了朝内官員中的摩擦。這些做法乍看去很是簡單，細分析，在當時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曹操畢竟是封建地方階級的政治家，他雖有豐富的人才思想與實踐經驗，但時代的局限和階級的局限又決定了他不可能将其人才理論與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善始善終地貫徹下去，何茲全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确是如此，他最大信，也最大詐；最能不殺人，也最能殺人。特别是在他稱王以後的晚年，很難再聽不同意見，猜忌驕橫，使許多優秀人才死于他的刀下。
曹操推行“唯才是舉”，選崔琰、毛玠具體負責選舉事宜。崔琰這個人“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于朝，甚有威望”，為曹操廣招博攬人才出了大力，曹操曾稱他“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三國志·崔琰傳》）曹操當魏王後，有個叫楊訓的人，對曹操歌功頌德過了頭，引起了人們的譏笑，崔琰也沖着楊訓發了幾句牢騷。這件事傳到曹操耳中，操大發雷霆，“遂賜琰死”。毛玠見自己的好友遭此厄運，心懷不滿，曹操又“收玠付獄”，多虧桓階、和洽等人相救，才免于一死，免黜回家。陳壽作《三國志》，對曹操的這些做法很憤慨，直筆曆數曹操濫殺：“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為崔琰大鳴不平。曹操智囊團的大謀士荀彧，多年被曹操奉為掌上明珠，曹操發國公時，荀彧說了幾句勸阻的話，也被曹操稀裡糊塗地弄死。為曹操打江山出謀劃策的主要謀臣，除短命的外，多數沒有好下場，就連不參與政治的絕世高醫華佗，因不願呆在曹操身邊，也未能幸免。
曹操廣攬善用人才也罷，迫害殘殺人才也好，說到底，都是為了其霸業，絕不是無目的地用，也絕不是無目的地殺。對于他的胸懷和氣度之類，我們也隻能批判地去看。封建的帝王就是這樣，他們在用人上，存在着無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在沒得勢時卑躬下士，一旦得勢，便要“卸磨宰驢”。
這就是曆史上的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