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侯”，用漢獻帝的名義發号施令，這是曹操手中最有政治意義的一張王牌。
曹操打着這張王牌，撈到了别人無法撈到的好處。
當時，烽煙滾滾，誼強割據，皇帝被趕着到處跑，“挾天子”究竟是塊肥肉，還是個累贅？起初衆将有争議，曹操也有顧慮，自己看不準，就問計于荀彧、程昱等人，終于下了“挾”的決心。
“修耕植以畜軍資”，是曹操為實現其政治理想而奉行的又一大方針。
漢末三國之際，生産力的破壞極其嚴重，人口銳減，土地荒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曹操為了使生産力恢複發展起來，在修耕植方面着力抓了屯田。
屯田制的推行意義深遠，至今為史家們稱道。
可是，大規模地推行屯田制的決心，曹操也是在聽了棗祗等人的意見之後下定的。
戰亂之中搞屯田，民衆逃跑、毆鬥、抗交稅賦的事層出不窮，曹操是按照任峻等人的高見解決的。
官渡之戰，是曹操平定北方的決定性戰役。
曹兵與袁兵以一比十處于明顯劣勢。
從公元200年2月抖動戰幕到大戰結束，曆時9個多月，攻防相持，瞬息萬變，以弱勝強，談何容易！曹操曾幾度陷入困境，但每到關鍵時刻，總是虛榮心采納謀士意見，從而避免了決策失誤，轉危為安。
戰鬥一開始，袁紹派大将郭力、顔良等東攻白馬，自率兵将渡河。
曹操想徑直去救白馬，這時謀士荀攸說：咱們兵少不敵，到延津後如渡兵去抄袁後路，袁必西應，然後出其不備，輕兵襲白馬，顔良可擒。
“公從之”。
袁紹果然上當，曹操初戰即勝。
兩軍在官渡拉鋸，曹兵幾戰不利，“傷者十二三”，眼看又斷了糧草，曹操想退兵，寫信與荀彧商量，荀彧說：現在雙方主力都在這裡，咱們是以弱戰強，若這樣退兵，必為紹軍所乘，那咱們可完。
袁紹不會用人，相持必敗。
曹操又“從之”。
袁紹也有軍糧不足問題，第一次運糧千車，曹操“用荀攸計”，派徐晃等将截擊大破之。
第二次袁紹派兵萬人運糧，恰巧這時袁紹的謀臣許攸來降，建議曹操截擊，“左右疑之”，荀攸、賈诩認為可行。
曹操當即采納，親自領兵奇襲，大獲全勝。
從此袁紹軍心大亂，衆叛親離，慘敗而逃。
查史書，同是這個戰役，曹操對參謀人員的意見是“三從”，而袁紹則是“三拒”，納谏優劣，高下判然。
曹營内戰将雲集，有的性如烈火，視死如歸（如典韋、龐德等），每有大戰惡鬥，曹操總是派他們披堅執銳，沖鋒陷陣；有的智勇雙全，文武兼備（如曹仁、張郃等），曹操平時把他們放在重要崗位，遇有戰事，放手讓他們統帥諸軍，獨擋一面；有的膽識不足，猶柔寡斷，曹操就因人制宜，将他們搭配在合适的主帥營中，當好配角。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公元215年的魏吳合肥之戰，見另篇）曹操量才任使，既善用人，又善用言的實例很多，隻要有一技之長，他就抓住不放。
對于不能征戰的文人，曹操也愛不釋手。
如果不是曹操把那些著名的文士都收攏到自己周圍，并發揮他們的作用，很難想象我國的文學史上，會有空前繁榮的“建安時代”。
文學大師王粲，根據自己親身經曆，将曹操、袁紹、劉表作了對比，深有感觸地說，袁紹雖兵多，“然有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内之俊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共賢俊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并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觀曹操用人實踐，王粲之辭并非阿谀。
曹操知人善任，王粲感懷之言深刻地說明，衡量一個領導人是否高明，不僅看他招攬聚集了多少人，更要看他如何用人。
聚才是為了用才，用好才能更好地聚才。
人才再多而不善用，不是造成怨聲載道，就是反使内耗叢生。
這樣，人才越多，反作用越大，不僅不能成事，反而壞了大事。
現代領導者當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