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
”（《管子·形勢解》）如果說，曹操在創業之初、地位未顯時，多用招降納叛等手段網羅人才，那麼，在他有了顯赫地位之後，便憑借手中的權力，公開樹起了一面不拘微賤，不看身世，隻要有才便吸收錄用的旗幟。
建安8年（公元203年），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即下達了《論吏士能行令》引用管仲的話宣布說：“使賢者食于能則上尊。
”（《曹操集》）“使賢者食于能”，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
因為東漢末年政吏十分腐敗，“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名門士族壟斷了吏治與人事的大權。
幾經受挫，使曹操深深地感到，要真正造就一去生氣勃勃的幹部隊伍，必須在改革吏制上作文章，于是做了7年的準備，終于在建安15年（公元210年），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唯才是舉”的用人原則，公布了意義深遠的《求賢令》。
令中說：“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曹操集》）他唯恐人們不明白“唯才是舉”的含義，特别舉例說：“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現在難道沒有象姜子牙那樣胸懷大志而在渭水釣魚的人嗎？又難道沒有象陳平那樣被人說成是盜嫂受金而未遇到知音明主的人嗎？）閑散江湖者、欺嫂受金者中有大才，要挖掘重用，可見曹操納賢用人不拘一格的決心和膽量。
到公元214年、217年，曹操已是六十高齡的人了，深感人才不濟、事業無繼之憂，又兩次下達了求賢令，進一步闡發“才”的含義，分析才與行的辯證關系，意在更多更快地博攬有這樣或那樣缺點，但有真才實學的人。
他說：“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有行也。
陳平豈笃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三國志·武帝紀》）他強調指出：“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将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引裴松之注》）“常格不破，大才難得。
”曹操求賢若渴，“唯才是舉”，有時幾乎達到挖空心思的程序，從而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從四面八方擁進曹營，造成了曹魏政權鼎盛時雄兵百萬、戰将千員的局面。
最負盛名的五個将軍中，于禁、樂進拔于“行陣之間，”張遼、徐晃取于“亡虜之内”，“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三國志·武帝紀引魏書》）對士族近親之中的有識之士，曹操更是設法辟而用之。
司馬懿出身名門大戶，才幹超群，但不願仕曹，曹操反複征招不出，竟用殺頭相威脅，終于将司馬懿弄到手。
司馬氏實現了曹操未竟的統一天下大業，正是從曹操重用司馬懿時打下的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曹操“唯才是舉”，“不拘微賤”，并不是不講德行。
他要求的才，是德才兼備之才；他要求的德，是能夠為其統一霸業服務的德。
抛棄“唯才是舉”中的封建糟粕，他提出的這一用人原則，至今有着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更需要補充的是，曹操還十分重視廣開學路，從根本上培育人才，解決人才匮乏問題。
在他下達《論吏士能行令》的同年，還下達了修學令，“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而教之”。
（《曹操集》）象曹操這樣重視用教育手段造就人才的人，在三國戰亂時是很少見的。
曹操在廣攬人才，縱橫捭阖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用人經驗，形成了高超的馭人之術。
概括起來，叫做因人制宜，量才任使，做到仁者用其仁，智者采其智，武将任其勇，文職盡其能；既善用人力，又善用人言。
擇人任勢，最大限度地用人之所長。
“挾天子以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