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帝陛下不相信大王會送公子去作人質，我以全族百人的性命擔保公子一定會去。
孫權聽了，感動得熱淚沾衣，對天發誓。
但浩周回魏後，孫權卻沒把孫登送去，隻是拿一些漂亮話遮掩。
曹丕又要派大臣赴吳，與孫權結盟立誓，并催促孫權送兒子上路。
孫權仍禮貌地予以回絕。
曹丕于是大怒，決定起兵讨吳。
這都是夷陵之戰以前的事。
事實上，不管夷陵之戰的結局如何，隻要孫權不送兒子入朝，堅持自立，曹丕伐吳已屬必然。
當時，吳國越、揚一帶蠻夷大多還未歸附，内部存在隐患。
孫權于是向魏文帝曹丕緻書，請求給他時間改正錯誤，說如果他的罪行難除，不給寬赦，當奉還土地和人民，自己寄身交州，了卻餘生。
話聽起來很懇切，其實是想使曹丕退兵的外交策略。
曹丕回書說：我和你的君臣關系已确定，怎麼會樂于勞師動衆，遠去長江、漢水?如果你孫登早晨到達，我晚上就命令退兵。
曹丕也玩起外交辭令，強調跟孫權的君臣關系已經确定，這樣他就有理由要求孫登入朝。
曹丕明白，孫權不送孫登入朝作人質，表明他向魏稱臣并無誠意，所以堅持隻有孫登入朝才退兵。
孫權見曹丕一點不松口，便橫下一條心憑借長江據守，抵抗魏國。
為此，孫權不再使用魏國年号，建立自己的年号為黃武，也就是宣告吳國脫離魏國獨立，不再是魏國的藩屬。
同時，派太中大夫鄭泉向劉備問好緻意，劉備此時身居白帝城，已無意再跟東吳交兵，也派太中大夫宋玮赴吳回報，吳蜀之間開始又恢複關系。
曹丕攻吳，迫使孫權轉向與蜀漢修好。
魏國攻吳并未取得成果，三路大軍隻有進攻荊州南郡這一路進展比較順利，直逼江陵，但受到吳将朱然的頑強抵抗，圍攻江陵達半年之久仍未攻下，最後因江水上漲又逢瘟疫，隻好撤兵。
公元223年夏劉備病故後，蜀漢由諸葛亮主政，在對外方針上堅持吳、蜀和好，于當年10月派中郎将鄧芝赴吳，以期重建友好關系。
孫權開始不接見，鄧芝便自己上表請求見孫權，說他這次赴吳，不僅僅隻是為了蜀國利益，也是為吳着想。
孫權這才接見鄧芝，說他确實願意跟蜀國和好，隻是擔心蜀國君主幼弱，地域狹窄，很難保全自己。
鄧芝說：吳、蜀結盟将兩國優勢加在一起，進可兼并天下，退可與魏鼎足而立，完全不用擔心。
假如你歸附魏國，魏國一定會進一步提出無理要求，上逼你朝拜，下求你太子作人質，如不服從，便以讨伐叛逆為借口，發動進攻，蜀國則順流東下，趁機分取利益，到那時，江南之地就不再為你大王所有了。
孫權沉默良久，對鄧芝說：“你說得很對”。
于是與魏國徹底斷絕關系，專與蜀國和好。
自此之後，吳蜀雙方書信、使者往來不斷，完全恢複了歸好。
三國外交基本格局穩定之後，蜀漢諸葛亮緻力于攻魏，魏國忙于應付，無暇攻吳，孫權遂于229年在武昌稱帝，正式建立了吳國。
簡短的結論綜上所見，孫權在對外方略上的多變，主要是由當時的鬥争形勢和東吳的國家利益決定的。
從赤壁之戰前後聯劉抗曹到後來反劉降曹謀算關羽，最後又跟蜀國修複歸好，完全是出于東吳的自身利益。
在對待劉備集團的态度上，也跟東吳内部曆來存在聯劉、反劉兩派意見有關，但起決定作用的是孫權自己。
孫權從自身利益考慮，有時他力排衆議聯劉抗曹，如赤壁之戰時，有時又贊成聯曹反劉，如對待荊州問題上。
複雜多變的三國鬥争形勢，客觀上也不允許他的對外方略一陳不變，必須根據形勢的變化适時調整，為此甚至要低三下四做些違心的事，忍受屈辱，但他從不想在他人的制約下苟且求存，失去争霸稱王的雄心壯志和自主地位。
《三國志》作者陳壽評論孫權有勾踐那樣的奇英，故能自立江東，成鼎峙之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在于他能屈身忍辱，周旋于魏、蜀之間。
從對外交往的基本原則和傳統的道德原則看，孫權屈身忍辱的有些方面，如向曹魏屈辱稱臣的一些作為，也不是沒有非議。
這正是對曆史上的孫權一個有争議的方面。
這種争議是正常的，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孫權就不妥了。
孫權畢竟是曆史人物，跟曹操、劉備一樣有時代的局限，有他們各自的弱點。
其實他對曹魏有些卑躬屈膝的做法，主要是個鬥争策略問題，他的外交方針并沒有什麼不對，适時的調整對東吳自身都是有利的，在政治上、軍事上都不曾有大的失誤，這與曹操、劉備相比，是非常了不起的。
孫權不愧是三國争雄中不凡的年輕有為者和最大的成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