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小說，就應該把它當作小說來看，不能當作曆史真實去考證；《紅樓夢》是文學作品，就應該按照文學的特征觀照，不能當作實有的人和事去還原；《紅樓夢》是個模拟想象的藝術世界，就應該用模拟想象的特點去诠釋，不應用經學、史學的方法去考證。
大概由于我國古代史傳與小說本是同體同宗，小說是爾後由史傳分離轉化而來的，所以長期以來人們總是慣于以史傳的眼光要求小說、評價小說。
這種集體無意識直到現在仍制約着人們的研究視野，在研究《紅樓夢》文本時，就常常離開小說的虛拟想象的特征，去索隐其中的人和事。
或是脫離小說中的人物具象描繪，從字裡行間“挖掘”人物出身的高貴或寒微，尋求象外的所謂政治隐曲；或是把紅樓世界當作實有空間去考證，比如把大觀園當作實在園林，甚至等同于恭王府或圓明園去追蹤。
這就涉及到一個基本出發點：怎麼尊重作者本人的藝術描繪，以小說的意象特征去看《紅樓夢》的小說世界，以及它的物态環境與人物形象的具象描繪。
誰都知道《紅樓夢》是部小說，不是紀實文學。
它既非曹氏的家境與家史紀實，又非曹雪芹或别個的身世傳記。
作者明确指出：盡管其間的“離合悲歡，興衰際遇”（1）都是“追蹤蹑迹，不敢稍加穿鑿”，嚴格忠實于生活真實；可是，卻是“隻取其事體情理”，又是“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的，顯然就有取舍，有想象，有虛構，即便是時間、空間也是虛構的，并未“拘拘于朝代年紀”；盡管書中的物态環境、家庭變故與人物形象都有可能取自生活的原型，脫胎于作者親曆過的一些人和事，這恐怕是任何一部優秀小說都會有的情況，但是，當作者把這些生活的原型轉化為小說化的藝術世界時，都必然要受到他們自身對世态人生的獨特感受與審美情趣的支配與制導，并按照小說世界的總體構思進行必要的改造與重鑄。
因為文學總是要表現世态人生，尤其是要表現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并且都要借助這個形象世界，表現出作者對生活的切身體驗與審美評價，“傳達出一種遠遠超出形象自身的意義”（2）。
這種審美評價正是作者對世态人生的獨特感受與審美獨創，因此，“他不僅是對他在自然中發現的東西加以選擇和重新組合，還要把整個可見物體加以重新組合，使之服從天他自己發現、創造和純化的秩序和結構”（3）。
這就是說：小說創作不可能是生活原型的照搬或複制，總要受作者的人生閱曆、知識結構、社會地位、美學情趣、藝術造詣與文化心理合成的心理定勢的支配與制約，而且都“不能超出他們的時代給他們劃出的界限”（4），就是物态環境也會作出相應的變動。
所以，他們對客觀世界進行物态化的運籌與藝術冶煉時，就必然産生變形化的重鑄，從而打上作者主觀精神的投影。
不論是他們看到的還是想象模拟的藝術世界，也就不是原來的客觀世界的本來面目，而是他們自己心目中的世界。
所以，小說世界隻能是主觀化的、心靈化的意象世界，虛拟化、變形化的模拟世界，是主觀心靈與客觀對象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産物，與生活原型已經是有變導、有變形的導化存在，不可混淆等同了。
所以，研究《紅樓夢》的藝術世界，就應該把它當作虛拟化的小說世界來看，按照小說世界的藝術真實──“隻要逼真”“不必實有其事”（5）的要求進行評價，而不是脫離小說世界的實際描繪，去捕風捉影猜測小說之外的東西。
固然作者寫的賈府可能參照了曹氏家族的榮辱盛衰情狀，甚至正是經曆了自己家族的這種榮辱盛衰的落差，并由此引起的種種感情激蕩與心靈創傷後，才激起創作紅樓世界的沖去與構想的。
大觀園的“天上人間諸景備”的端莊秀麗景色，也可能胡照了作者親見過的某些園林、庭院，比如恭王府、圓明園等；書中的一些人物也可能有他周圍的人物原型作參照，但是，一經作者按照整個紅樓藝術世界的整體運籌，特别是作者的審美化藝術過濾，就必然經過作者“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6）的心靈化提煉整合，特别是審美情趣化的藝術重鑄，就必然要按照自己的審美情感，對所要表現的客觀物象，不論是人物還是事件，乃至社會環境、自然景色都作出符合整體藝術構想、整體價值追求的變形化重鑄，并形成獨到的藝術主旨與人生品悟。
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感情的東西是經過心靈化了，然而心靈化的東西，也借感性化而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