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夢》的人就不大用這個術語了。
至于什麼“脂學”、“探佚學”、“版本學”等等，确實有些學者用過這種說法，但是現在似乎用得已經越來越少。
人們通常隻說“他主要是研究版本的”，“他是搞探佚的”，“他主要研究脂評”。
想必越來越多的人都感到成為“學”的崇高與艱難，重要的是拿出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來，而不在于非要标榜個什麼“學”。
至于什麼“紅樓飲食飲馔學”、“大觀園學”之類的提法，我從未聽說過，盡管我也寫過一篇《大觀園沒有原型》的論文。
從探佚研究《紅樓夢》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幾十年來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
願意說研究“探佚學”也行，不過既然稱“學”，那就更加是學術研究，和“探佚小說”不是同一個範疇的事物。
“探佚小說”是一個偏正結構詞組，中心詞是小說，探佚是定語，它仍然屬于小說創作範疇而不是學術研究範疇。
創作用不着遵守學術規範是理所當然的，小說嘛，虛構都可以，何況聯想、猜測！從某些小說或其他典籍中探尋一些資料，然後展開想象的翅膀，也可以寫得很有意思，所以探佚小說倒不失為小說創作的一個品種。
不過“探佚小說”不是學術研究，是創作。
探佚小說是藝術作品，不是學術研究成果。
有的讀者之所以在秦可卿的問題上造成了許多誤讀，歸根結底是由于把《紅樓夢》看作是一部曹雪芹的“自叙傳”之故。
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叙傳的觀點，最早是胡适先生提出來的。
《紅樓夢》某些重要内容和曹雪芹的家族确實有一些關系，曹雪芹在書中運用了一些重要的素材，因此胡适在寫于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中說“《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叙傳”。
魯迅當時受胡适的影響，也認為是自叙傳。
胡适對《紅樓夢》研究有多方面的巨大貢獻，尤其是他對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對于正确理解這部小說的内容與思想意義，曹家與清朝皇室的關系等，都有重要價值，在紅學研究上與過去比是一大進步，在紅學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
但是“自叙傳”說并不正确。
随着紅學研究的深入，紅學界許多人對此都不持贊成的态度，尤其不認同他說的“賈寶玉即是曹雪芹”，“此書的著者——即是書中的主人翁”這個觀點。
1954年批判俞平伯，後來批判胡适，這是一場錯誤的政治運動。
在運動中把胡适對《紅樓夢》研究的貢獻全盤否定，這種做法是曆史的悲劇，如今已經成了否定之否定，胡适對紅學的曆史性貢獻已經成為定論。
但正如世上沒有完人一樣，胡适對《紅樓夢》研究的意見并不全都正确。
對那場在錯誤的時期發動的錯誤運動的否定，不等于胡适關于《紅樓夢》是“自叙傳”的觀點就對了。
盡管《紅樓夢》中用了一些曹家甚至李（煦）家的素材，賈寶玉身上也可能有一些曹雪芹童年生活的影子，寄托着他的理想與理念，但是《紅樓夢》是一部高度藝術化了的小說，它運用典型化和非典型化藝術手法将許多大大小小的“曹家”和各種各樣的人物，編織成了這部不朽的藝術巨著。
胡适的《紅樓夢考證》是反對以索隐派為代表的舊紅學的開山之作，标志着新紅學的誕生——也有紅學家認為新紅學應該從1904年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算起，此說已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采納，不過尚無定論——但是“自叙傳”說20世紀中期以來卻被人發揮得越來越離奇，70年代末以後更發展成為新索隐派，有些索隐走得比當年的舊索隐派更遠，荒誕不經，令人啼笑皆非。
正如兩條直線一開始雖然角度不同，但是隻形成一個30度的夾角，兩線端點（終點）之間的距離并不十分遠。
但是當那條錯誤的直線不斷延伸，那麼它與正确之間的夾角雖然依舊是30度，但是兩線的距離卻越來越遠。
由于不能自圓其說，索隐者隻好不顧學術規範，一味“大膽的假設”，而不去“小心的求證”。
有時對自己既定結論不利的重要材料幹脆視而不見。
這種從新紅學倒退到舊紅學而索隐大行其道的現象，恐怕是胡适當年始料不及的。
搞索隐者都要尋找《紅樓夢》中人物、事件的原型。
其實，其他從事紅學研究的學者也要探索其中的原型。
區别在于：一，是不是“《紅樓夢》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是不是“所有重要人物都有原型”？二，這種原型是曹雪芹創作的素材之一，還是人物本來就那樣，甚至裡面還有秘密得兩百五十年來（從脂硯齋算起）隻有某一個人或幾個人才終于破譯了的神秘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