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1年開始，陳維昭就緻力于紅學史的研究，最近他的百萬字紅學史著作《紅學通史》，得到不少好評。
在這本著作中他提到了當下正熱的“劉心武現象”。
撰稿／羅栀子
《紅樓夢》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兩立兩廢的太子胤礽的女兒。
如果廢太子能擺脫厄運，當上皇帝，她就是一個公主，賈家因為這種潛在的政治資本，冒險收留了“秦可卿”，并隐瞞其身世。
而賈元春原型是曹家當選王妃的一位女性，并且曾将“秦可卿”身世秘密向康熙告發，造成這位落魄公主之死。
這就是劉心武在央視《百家講壇》所講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一系列“秦學”著作的一個重要研究結果。
紅學界一些專家對他的紅學研究提出尖銳批評。
紅學家胡文彬認為他的研究全憑想象瞎猜，沒一項能拿出證據；在最近一期《藝術評論》上，蔡義江、孫玉明、張書才、吳祚來等紅學專家、清史專家撰文或接受采訪表示，劉心武的研究比以往的索隐派走得更遠，有生編硬造之嫌，不符合學術規範，甚至有人将其“秦學”譏為“紅外學”，認為會對讀者産生誤導。
為此，記者采訪了《紅學通史》作者陳維昭先生。
“紅學”小說
記者：您怎麼看待劉心武的紅學研究？
陳維昭：劉心武的書給我的感覺好像是借助紅學、借助探佚學的成果來寫小說，捕捉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新的生長點，與其說他在做學術研究，不如說是用學術來寫小說。
他的“秦學”在學術界也沒有得到承認。
記者：那為何劉心武的研究廣受歡迎？
陳維昭：在紅學史上，探佚紅學與索隐紅學的每一次出現，基本上都是“大受群衆歡迎”的。
劉心武用的是探佚學、索隐派的方法。
想象，是探佚研究和索隐紅學推出結論的不可或缺的心理方法。
由于想象的大量運用，探佚研究和索隐紅學都具有較強的故事性、文學性、可讀性，都可以獲得“文采風流”的撰述效果，因而它們都擁有比其他紅學分支廣泛得多的讀者群。
而且，探佚紅學與索隐紅學一樣，有着一個遊戲機制，這個遊戲機制是它們得以存在、展開、對話的前提與基礎。
對于遊戲，參與其中的人必須遵守規則，一旦遵循遊戲規則，就可以發現遊戲的其樂無窮；但是，遊戲規則本身是不用經過科學性的鑒定的。
要求探佚紅學、索隐紅學遵守“科學性”原則，就像要求遊戲規則必須符合科學性一樣，對方反而會覺得你缺乏情趣、缺乏幽默感。
“紅學熱”泡沫成分
記者：您如何看待現在的紅學熱？
陳維昭：我曾說過，《紅樓夢》可以普及，紅學卻不能普及。
因為一旦學術研究“大衆化”、“民間化”，勢必以學術規範的喪失為代價。
90年代以來，有關紅學的專書，動辄幾十萬字，一些專書幾乎自始至終都是陳詞濫調，把書中的水分蒸發之後，剩下的也許就是幾句讀後感。
這類專書不僅以其自身的平庸而令人反感，而且也使人們對整個紅學産生反感。
鼓勵“紅學”的民間化，實質上是對紅學釜底抽薪，使紅學不能真正成為學。
我們看看劉心武的紅學，其中有不少思路、觀點、材料、論證方式，都是來自于周汝昌先生的，比如對于“日月雙懸”的問題，關于弘晳的思路，都是來自于周先生1983年的一篇文章，但劉心武在“揭秘”時卻不交待他的觀點與材料的出處。
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這首先就是不遵守學術規範的一種表現。
目前出現“紅學熱”，原因很多，但我們要警惕任何一種“熱”中的泡沫成分。
記者：有人認為，劉心武用自己的創作經驗來解讀《紅樓夢》，不見得就比鑽在故紙堆裡的紅學家們的學術研究更遠離作品的本真。
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紅樓夢》，劉心武從自己的角度去解讀，得出不同于學術派的觀點是很正常的，并不能因為他不“學術”就抹殺他的觀點，就不能到央視去講，畢竟這又不是散布什麼謠言。
對此，您是怎麼認為的？
陳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