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談紅學空間的“學術共享”問題
趙建忠
作家中評論《紅樓夢》的很多，張愛玲、王蒙、李國文等，還有不久前去世的巴金老人；盡管他們不是專門的紅學家，但他們的紅學著述，往往更能溝通人們的心靈也就能給人種剝骨剔髓的明爽感，有時還是紅學家們說不出來的，尤其是魯迅對賈寶玉的評論，一句“愛博而心勞”，至今沒人比這概括的更精辟。
個中原因，恐怕還是由于他們真正地深入到了作品内部，是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來诠釋的。
近十年來，以《班主任》一炮打響的當代小說家劉心武也轉向了《紅樓夢》研究，起先，我也沒太注意，以為他不過是一時興趣所至去借《紅樓夢》抒發自己的感慨，但劉心武卻認為他寫的那些系列《紅樓夢》小說為“學術小說”而非泛泛“戲筆”，是他多年來紅學探佚研究成果的結晶或載體，他并且宣稱開創了“紅學”中又一新學派——“秦學”。
最近，他又應中央電視台“科學·教育頻道”《百家講壇》欄目邀請，錄制了系列紅樓節目，還将《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作為書名，以書面結集形式由東方出版社公開發行。
從2005年8月至今，該書銷行以來，竟再版多次，甚至出現了盜版現象，這也可以說是創了紅學著述的記錄了！
劉心武真的解開曹雪芹“之謎”并“揭秘”了《紅樓夢》麼？如果真是那樣，我們當然有理由奉獻對他的敬意，因為他完成了兩百年來紅學研究者們前赴後繼都未竟的事業，百年尋夢，一旦“揭秘”，怎不令吾人歡欣鼓舞？然而遺憾的是，我在通讀了劉心武的一系列“學術小說”和紅學論著之後，得出的感覺卻是：他不僅在具體的情節描寫方面漏洞百出、經不起推敲，而且在人物形象刻畫上也背離了《紅樓夢》原著形象的性格發展邏輯；很多具體結論更是荒誕不稽，于史無據；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治學态度方面存在着嚴重的随意比附、主觀臆斷的問題。
由于劉心武本人作為著名作家的轟動效應，加上他那支生花妙筆的煽情渲染，更有新聞媒體、報刊的大張旗鼓地宣傳造勢以及出版社出于商業利益考慮的“隆重推出”，那些危言聳聽的所謂“揭秘”已經和正在愚弄、誤導着千千萬萬個讀者和聽衆。
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幾代紅學家們筚路藍縷開創“紅學”的艱辛成果以及為這門“顯學”所做的正面普及的努力将化為笑談。
紅學界的師友們常常感慨：兩百年來辛苦積累的紅學著述在民間的影響和普及，還抵不上一部《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的熱播。
可見傳播載體和輿論導向是多麼重要！
劉心武是如何“揭秘”《紅樓夢》的呢？他聲稱是“從對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紅樓夢》本文背後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權利之争”，盡管他認為這樣做并不是其終極目的，而是把秦可卿的研究當作一個突破口“去進入《紅樓夢》這座巍峨的宮殿”；但通觀他的紅學著述，給人最深印象就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歸納的“流言家看見宮闱秘事”那一套路數。
雖然他并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索隐而是“原型研究”，并特别強調“原型研究是一種世界很流行的文學研究模式”，但從實質上看，劉心武的研究思路其實也不過是傳統的“自叙傳”與當代新索隐糅合後的産物而已，并且在鑽牛角尖的具體研究過程中，比舊索隐派有過之而無不及。
至于說流行世界的“原型研究”模式，這種方法本身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有所恃必然有所失，每一種研究方法對文學作品的解讀都有其獨特的視角，但也因自己的立足點而導緻偏差，問題的關鍵在于：劉心武的所謂“原型”，并不是研究者和公衆普遍認同的而是他主觀臆測的“原型”，何況作家在塑造某一形象時“原型”也未必是一個。
試問：把秦可卿看作是康熙朝廢太子後裔弘皙之妹，究竟有什麼過硬的史料支撐？其實，隻要查閱愛新覺羅宗譜、皇室玉牒以及清代養生堂的有關文獻，這個問題并不難弄清楚。
因為涉及到皇室血統，從懷孕至出生直到死亡就都必然會有專門記載；再者，曹家乃百年望族、曹寅系海内名士，平日裡賓客輻辏、門庭若市，而且交往的多是些“通天”人物，在這樣的複雜政治背景下，曹家人長着幾個腦袋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私藏欽犯的骨肉？更有甚者，《紅樓夢》第十一回的“園中秋景令”即“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通天台之路。
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疏林如畫……”，居然被認為是隐含着“秦可卿真實身份和家族企盼的信息”，劉心武指出這樣的寫景方式在全書中是個孤例，“奇的是用在一個似乎是最不必展開描寫風景的‘坎兒’上”，他還進一步分析出了小令用在此處季節時令的某些不合榫現象，從而得出是隐語而非寫實之景的奇談怪論；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成書過程的異常複雜，《紅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