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人間詞話》論詞時提出的有無境界以分高下的說法而承用此一詞語的。
按“境界”本義，不過是地理區域範圍，并無深意（見鄭玄注《詩》，對待“叛戾之國”，首先要“正其境界”，不可超越侵略）。
但後來漸漸借為智慧精神上的範圍疆域了（如佛經已言“斯義宏深，非我境界”，便是領悟能力的範圍了）。
境是地境，地境即包括物境，是以有“物境”、“境物”之語。
《世說新語》所記大畫家“癡絕”的顧恺之的名言，“倒食甘蔗，漸入佳境”，已經更明白地引申為“知味”之義，即感受的體會的境地了。
于是，境就兼有物境（外）與心境（内）兩方的事情。
涉及“内”境，就不再是客觀地忠實地“再現”那外境了，而文學藝術并不存在真的“再現”——即貌似“寫境”，亦實為“造境”（此二者王國維先生也同時提出了）。
大約正因此故，《人間詞話》先是用“境界”，而後部分改用“意境”一詞了。
這正說明：即使“寫境”，也無法避開作者的“意”——他創作出來的，并不是純粹簡單的“再現”，而是經過他的精神智慧的浸潤提升了。
中國的詩，特别注意這個“境界”或“意境”。
而《紅樓》藝術的真魅力，正是由這兒産生的——并不像有人認為的隻是“描寫”、“刻畫”、“塑造”的“圓熟”、“細緻”、“逼真”的事。
因此，我說《紅樓夢》處處是詩境美在感染打動人的靈魂，而不隻是叙事手法巧妙的令人贊歎。
隻有這一點，才凸出了《紅樓》與其它小說的主要不同之特色異彩。
何以至此？正因雪芹不但是個大畫家，而且是位大詩人。
他的至友們作詩贊他時，總是詩為首位，畫還在次。
當然，中國畫所表現的，也不是“再現”，還是一個“詩境”——故此方有“無聲詩”的稱号。
東坡“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也早成名言；但我要為之進一解，不妨說成“詩即是畫，畫即是詩”。
雪芹擅此二長，所以他的文字真的兼有詩畫之美，隻用“古文八大家”和“八股時文”的“文論”來賞論《紅樓》，則難免買椟而還珠之失。
雪芹寫景，并沒有什麼“刻畫”之類可言，他總是化景為境，境以“詩”傳——這“詩”還是與格式無涉。
我讀《紅樓》，常常隻為他筆下的幾個字，兩三句話的“描寫”而如身臨其境，恍然置身于畫中。
仍以第十七回為例，那乃初次向讀者展示這一新建之名園，可說是全書中最為“集中寫景”的一回書了吧，可是你看他寫“核心”地點怡紅院的“總觀”卻隻是：
粉牆環護，綠柳周垂。
八個字一副小“對句”，那境界就出來了。
他寫的這處院落，令局外陌生人如讀宋詞“門外秋千，牆頭紅粉，深院誰家”？不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