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這就是中華文化中一項重要理論與原則，凡屬著作，書與人是不可分的。
何況《紅樓夢》本是帶有濃郁的“自叙”“自況”成分的一部個性獨特的小說乎。
是以欲懂《紅樓》，宜先知雪芹之為人以及他所生活的曆史環境。
詩曰：
都雲作者癡，作者究何似？
世上有此人，迥異尋常士。
知之與不知，胸襟各懷異。
譬如牛與馬，豈容混一指。
《紅樓》乃自況，人書切一緻。
寶玉何從來？問之曰娲制——
智者不待言，昧者怒目視。
“自況說”
自傳文學，自傳小說，從古至今，無分中外，都是存在着的，例子很多，大家也常列舉，應屬于文學常識的範圍。
誰也沒說過這不是文學或“壞”文學或“低級”文學，正如誰也不認為藝苑中隻許有寫生和肖像畫（畫别人）而不許有自畫像，自畫像就活該是壞的或低級的作品，沒聽說過會有這麼一番大道理或藝術理論。
當然我也無意由此作出推論，說天下畫家都該來畫自己。
這種糾纏除了無聊别無意義可言。
“文學應為大衆而作，應寫大衆，而不要老是想着自己這一渺小的個人”——這其實是另一個意義，也不必拉來此處多作葛藤。
其實，一味強調寫大衆的理論家也沒有任何理由否認：寫大衆的“寫”，還是得“通過”這個特定的作家個體的人才能實現的。
藝術離了個體創造将是一堆空洞的概念，毫無個性特色的“書畫”，就連經過長期積累的群衆性創造的《水浒傳》《西遊記》以及民間故事等，到它們以普遍形式定型面世之時，那最後一道“工序”仍然是一種個體作家的具體創造在決定這部小說的品格和魅力，把這一“工序”隻說成是“加工”，其實也是不合實際的、非科學的認識。
所以寫大衆也不是與寫個人“勢不兩立”。
曹雪芹為金陵十二钗（以及很多副钗、再副等）寫“列傳”，難道不含有一種“寫大衆”的意義嗎？可是這也不會得出“必須排斥自傳”的結論來。
難道不可以有一種自傳，貌似為寫一個“自我”，而實亦為寫大衆嗎？曹雪芹寫了那一大群不幸的婦女，又為了什麼呢？難道是為了“珠圍翠繞，豔福不淺”？所以，如果我們隻因為要提高（或者說是害怕貶低）《紅樓夢》的意義而硬是否認“自叙傳”這個事實，豈不是太短見、太自限了乎？
說《紅樓夢》是“自叙傳”，是否以胡适為始呢？如果就五四以來而言，可以說是的。
但其實乾隆時人本就明白這部小說的實質是寫作者自家的，因此魯迅才說“自傳說”之出現實際最早（而肯定确立反在最後）。
他當時隻是見到袁枚的《随園詩話》，就作出這一論斷，目光極犀利。
而後來其所引原詩全部二十首都已發現，為富察明義之作，自序中明言雪芹之先人曾為江甯織造，故書中備記的是“風月繁華之盛”（恰與敦敏《贈芹圃》詩“秦淮風月憶繁華”之句相應）。
我們考明雪芹與富察氏明義家交往關系密切，彼此相知，非同道聽途說之比。
又如同時人吳雲（字玉松，吳縣人，官禦史。
與晚清的号平齊的吳雲不可混為一人）跋石韫玉的《紅樓》劇本，也說《石頭記》是“小說之妖也。
本事出曹使君家”。
這都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文獻。
如果再往晚一點的時代看，1903年夏曾佑在《小說原理》中已經指明：“寫貧賤易，寫富貴難。
此因發憤著書者，以貧士為多，非過來人不能道也：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