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綜合以上而觀，事情相當地明白，其情節應是：在黛玉問題上，主要是先因趙姨娘搞鬼（賈環也可能使了壞）。
她為毀寶玉看清了一着棋，必先毀黛玉，故此捏造異事醜聞，時向賈政報告。
迨到适逢元春“關念”寶玉婚事，召賈政共同商量時，賈政遂将所得于趙姨娘的讕言（當然包括王夫人所得于襲人的也在内），“奏”與了元春。
元春于是“明令”宣判黛玉“淫賤”，指定聘娶寶钗。
至此，黛玉遂無由再留于世，而寶玉也隻有“奉旨配婚”的一條死路可走。
在這個問題上，雖然從情節關系上看，詭計深心，出于賈政的小老婆等人，而從作品的思想意義上講，對寶、黛進行封建壓迫與毀滅的主兇，卻是元春和賈政、王夫人。
至于鳳姐，她雖然罪惡重重，但在這方面的重要關節上，她是和寶玉一面的，而絕非敵對。
她在寶、黛之間，是個出力人物，從黛玉一入府，直到後來言談行動，排難解紛，都是維護寶、黛的，前八十回所寫，斑斑可見（例如鳳姐送了茶葉給黛玉，便暗用“下茶”〔定婚禮〕的意思問黛玉：你吃了我們的茶，為什麼還不給我們家做媳婦！），無待在此一一引叙。
賈家事敗，她的遭遇和命運也和寶玉是息息相關。
上述的這些關系，高鹗好像是全部視而不見，甯不深可怪異？即如這樣一樁大事，高鹗卻把封建主兇元春、賈政全然開脫了，而拿鳳姐來做替罪羊。
并且所“設計”出來的高着，卻隻是一個很庸俗、很淺薄的、毫無思想内涵可言的“移花接木”“僵桃代李”的兒戲辦法。
這在文學藝術上，特别是在悲劇文學上，并不是什麼很高級的思想和手法。
這樣的東西，曹雪芹恐怕是未必肯寫——也根本寫不出的。
或許有人認為高鹗寫寶、黛事件中賈母“變心”，鳳姐“搞鬼”，都有根據，正是“不背于原書伏線”。
其理由當不外是：一、賈母在“破陳腐舊套”時明批女兒傾心于一個男人為“鬼不成鬼，賊不成賊”，便是為反對寶、黛關系；二、賈母要為寶玉提寶琴的親；三、鳳姐恰好也在此事上附和賈母。
所以說，高鹗所續，并非事出無因。
但其實這都是出于錯覺誤會。
一、賈母所“破”的，是在于“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所批的是“隻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
這種素不相識，“一見鐘情”式的所謂“愛情”和曹雪芹筆下所寫的寶、黛自幼一處長大，彼此深刻了解，即有共同的思想作為感情基礎的關系，正是迥不同科，而前者那種所謂“愛情”是曹雪芹在小說第一回中就反對過了的。
兩者難以并論。
二、賈母詢問寶琴年庚八字，并未說是要為寶玉，而隻是薛姨媽心中“度其意思，大約是要與寶玉求配”，便說出寶琴已有了人家。
三、鳳姐在此際搶話，說要作媒，賈母還笑問：“你要給誰說媒？”鳳姐以“既已有了人家，不如不說”之意回答。
——須知此最是狡狯之筆，鳳姐正是見已許了人家，她才肯說那些湊趣的話，因為明知是廢話，故不妨順口送情；而賈母若真是想為寶玉讨寶琴，既知寶琴已許梅家，便不能再往下談，豈有反而故問鳳姐，要她說出給誰作媒之理？這是講不通的。
還應聯系清虛觀中賈母“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的話，此二事同在一年，一是端午，一是冬十月，相距僅隻五個月，而賈母卻一見寶琴，統統忘掉一切自己身邊的素日為之操心惹氣的重要複雜關系，就立即要為寶玉另行求親？這個如何能說得通？所以到紫鵑試寶玉時，假說“年裡我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她？”寶玉笑道：“人人隻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
”況且，寶琴一來到，即明叙王夫人先認了幹女兒，玉、琴二人兄妹關系已定，賈母焉得複有别說？曹雪芹所以要寫寶琴“間色法”，寫紫鵑向黛玉建言趁着老太太在，早拿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