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春開始，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程。
這部書稿便根據那時的講稿陸續整理而成。
其中部分内容，1994年起曾以學術論文的方式，先後在香港《明報月刊》、嶺南學院《現代中文文學評論》、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雜志、武漢《通俗文學評論》、廣州《東方文化》雜志、北京《中國文化研究》上刊載。
現在集稿出版，又增補了當初為避免論文過長而有意節略的篇幅以及一篇課堂讨論發言選錄，文字上也作了些潤飾修訂。
在大學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平心而言，并非為了趕時髦或要争做“始作俑者”，而是出于文學史研究者的一種曆史責任感。
早在80年代初，我就主張現代文學史不應排斥鴛鴦蝴蝶派小說和舊體詩詞（見1980年發表的《從曆史實際出發，還事物本來面目》一文），并首次将張恨水寫入文學史教材。
至于金庸這樣的傑出作家，當然更應入史并可開設課程。
具體來說，我開這課，一是為了感謝青年朋友們的殷殷期待，二是為了回答文界個别人士的無端指責。
錢理群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他讀金庸小說的緣由：
說起來我對金庸的“閱讀”是相當被動的，可以說是學生影響的結果。
那時我正在給1981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講“中國現代文學史”。
有一天一個和我經常來往的學生跑來問我：“老師，有一個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嗎？”我确實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
于是這位學生半開玩笑、半挑戰性地對我說：“你不讀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說完全了解了現代文學。
”他并且告訴我，幾乎全班同學（特别是男同學）都迷上了金庸，輪流到海澱一個書攤用高價租金庸小說看，而且一緻公認，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課堂上介紹的許多現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
這是第一次有人（而且是我的學生）向我提出金庸這樣一個像我這樣的專業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學史地位問題，我确實大吃了一驚..
類似的情況我也同樣遇到過，而且還不止一次。
“既然那麼多年輕人都喜歡讀，做老師的完全不了解似乎說不過去。
”懷着這種心情，于是我試讀了《射鵰英雄傳》，一讀之後，竟然就放不下來。
1991年我在舊金山時，又有青年朋友鼓動我為當地一個華文文化中心講講自己對金庸小說的看法（陸铿先生曾在《百姓》雜志上為此發了專文報導）。
所以，我之閱讀、思考乃至研究金庸小說，可以說都在青年朋友的推動、督促之下，後來竟至漸漸覺得不為他們做點事就欠了感情的債，就會有重壓之感，覺得不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程，既有愧于文學史研究者的責任，也辜負了年輕朋友的期待。
至于文界個别人士的無端指責，那是發生在1994年初冬的事。
此年10月25日，北京大學鑒于查良镛（金庸）先生在法學（包括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新聞事業、小說創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授予他名譽教授稱号，我也在這一儀式上發表了題為“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的賀辭。
不料，此舉遭到了一位雜文界朋友的刻意嘲諷和譴責，他在1994年12月2日出版的廣州《南方周末》上，刊發了《拒絕金庸》一文，說他雖然沒有讀過金庸小說，卻知道武俠小說“有如鴉片，使人在興奮中滑向孱弱”；說北大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号是“北大自貶身份而媚俗”。
這立即使我想起五四時期北京大學開設元曲研究課程1竟受到上海文人攻擊一事。
1①1917、1918年吳梅在北大國文系開設“詞曲”和宋元以來的“中國近代文學史”兩門課程，前者講到元代散曲，後者講到元代雜劇。
周作人曾在1930年寫的《北大的支路》一文中說：北大的學風仿佛有點迂闊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氣概，肯冒點險卻并不想獲益，這在從前的文學革命、五四運動上面都可看出，而民六以來計劃溝通文理，注重學理的研究，開辟學術的領土，尤其表示得明白。
别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隻就文科一方面來說，北大的添設德、法、俄、日各文學系，創辦研究所，實在是很有意義，值得注意的事。
有好些事情随後看來并不覺得什麼稀奇，但在發起的當時卻很不容易，很需要些明智與勇敢，例如十多年前在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