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知道尊重英文的時代加添德、法文，隻承認詩賦策論是國文學的時代講授詞曲，——我還記得有上海的大報曾經痛罵過北大，因為是講元曲的緣故，可是後來各大學都有這一課了，罵的人也就不再罵，大約是漸漸看慣了吧。
周作人在文中表示：“我希望北大的這種精神能夠繼續發揮下去。
”其實，這種精神也就是魯迅所稱贊的“北大的校格”：“常為新的、改進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我觀北大》）北大今日對金庸的推重，猶如“五四”當年推重元曲、推重歌謠一樣，都是開風氣之先，同樣體現了這種一貫的精神的。
在美國教中國文學的華人教授陳世骧，三十年前就曾直接将金庸小說比作元曲，他在緻金庸信中說：
弟嘗以為其精英之出，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
既表天才，亦關世運。
所不同者今世猶隻見此一人而已。
此意亟與同學析言之，使深為考索，不徒以消閑為事。
談及鑒賞，亦借先賢論元劇之名言立意，即王靜安先生所謂“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
于意境王先生複定其義曰，“寫情則沁人心脾，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出其口”。
此語非泛泛，宜與其他任何小說比而驗之，即傳統名作亦非常見，而見于武俠中為尤難。
蓋武俠中情、景、述事必以離奇為本，能不使之濫易，而複能沁心在目，如出其口，非才遠識博而意高超者不辦矣。
藝術天才，在不斷克服文類與材料之困難，金庸小說之大成，此予所以折服也。
當初北大開設元曲的課就受到攻擊，如今推重被陳世骧教授比作如“元劇異軍突起”的金庸小說，又複受到譏嘲，這真使人感歎曆史仿佛就是轉圈，在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何其艱難！但正因為如此，我也就不自量力，決心将金庸小說搬上講台，讓大家來共同讨論和鑒别，顧不得這一做法是否妥善或超前了。
這部書稿，隻是寫了我讀金庸小說後若幹突出的感受、心得以及聯帶引發的許多想法，内容并不全面，論點也未必成熟。
要論金庸小說的藝術成就，本應首先對他創造的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出研究，我卻并未專門論列。
所以如此，除時間、精力所限外，一則因為此前已經出版過一批這樣的著作（如倪匡《人物榜》，吳霭儀《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的女子》，曹正文《金庸筆下的一百○八将》），二則因為我從各種角度探讨金庸小說時，仍要涉及書中各種各樣的人物形象，不專門論述，反而能避免重複。
當然，今後如果主客觀條件許可，我還想就金庸創作的若幹方面（如金著藝術想象的特點，金著對中國傳統小說形式和語言的傳承與創新，金庸與大仲馬的比較等），繼續做點研究，以完整地了卻自己的心願。
應該說明的是：盡管我接觸的“金學”或研究武俠小說的著作有限，卻仍然從自己讀到的一些學者、作家（如香港的劉紹銘、倪匡、吳霭儀、楊興安，内地的馮其庸、章培恒、陳平原、陳墨）的論文、著作中獲得許多教益。
即使有些看法與我并不一緻，同樣啟發我去思考。
我要在此向諸位先生、女士表示衷心的謝意。
如果說這部書稿尚有可取之處，可能在于它思考、探讨了其他學者尚未涉獵或來不及充分展開的問題，并将這些思考加以學理化、系統化而已。
最後交代一下附錄的幾篇文字。
《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發表于1994年12月香港《明報月刊》，文内小标題亦系該刊編者所加，本人至今對全文論點見解，毫無悔改之意，而且相信，如果廣大讀者讀讀這篇文章并對照以相關文字，定能判斷當年媒體的炒作以及由此引發的批評，實在是多麼輕浮和不負責任。
《金庸答問錄》是我在1993年3月訪問金庸先生所作的提問與回答的記錄；《新世紀思想文化之光》是我為新近出版的金庸、池田大作對談錄《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所作的書評；兩文中都保留了若幹有關金庸生平、思想、創作的重要資料，對了解金庸其人、其文會有幫助。
《〈連城訣〉簡評》意在消除某些讀者有關金庸這部小說主旨的誤解。
筆者相信這些文字對“金庸迷”或有志于研究金庸小說者也會有一些參考價值。
是為序。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