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運轉。
雖然采取法律以外的形式和手段，卻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被迫，因為他們的對手本身就是一夥不可理喻的非法作惡者。
所以，把俠和俠文化單純看做“封建社會的破壞力量”，實在是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誤讀。
二
這種偏見和誤讀，在“五四”文學革命時期本有可能糾正過來。
當時的先驅者推倒千百年來視小說為“閑書”、“小道”的封建陳腐觀念，将小說擡進了文學的大雅之堂，建樹了巨大的功績。
在“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社會文學”、“寫實文學”的旗号下，重新确立了文學的評價标準，把《紅樓夢》、《老殘遊記》、《官場現形記》等一批不被重視的小說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位置。
他們對“黑幕小說”、“濫調小說”的批判，也包含了許多正确的見解。
但五四時期某些先驅者在文學問題上也有一些幼稚褊狹的看法：他們重寫實而輕想象，重科學而輕幻想，重思想功利而輕審美特質，對神話、童話、武俠、志怪類作品很不理解。
他們把《西遊記》、《封神榜》、《聊齋志異》均看作為“非人的”文學，把《聶隐娘》、《紅線》乃至《三國演義》、《水浒傳》中某些情節指斥為“迷信”而對整個作品不予肯定。
這就使他們不能較為客觀和全面地去評價武俠類作品。
到了三十年代，随着左傾幼稚病變本加厲地發展，武俠小說終于被打入“另冊”。
其“罪名”被提到了吓人的高度，成為“妨礙群衆覺悟”、“阻擋革命發展”的一種“反動意識形态”，似乎革命不能早日勝利，其根源全在“制造幻想”的俠文化。
如果說前面那種認為武俠小說鼓吹暴力、“以武犯禁”的看法是站在封建統治者立場上從右的方面來否定的話，那麼，這種認為武俠小說“制造幻想”、乃“精神鴉片”的看法卻是站在革命者立場上從左的方面來否定的。
瞿秋白1932年發表在《文學月報》第一期上的《大衆文藝的問題》說：“青天大老爺的崇拜，武俠和劍仙的夢想”，“無形之中對于革命的階級意識的生長，發生極頑固的抵抗力。
”在《吉诃德的時代》一文中又說：“中國人的腦筋裡是劍仙在統治着。
”“相信武俠的他們是各不相問、各不相顧的。
雖然他們是很多，可是多得像沙塵一樣，每一粒都是分離的，這不僅是一盤的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
他們各自等待着英雄，他們各自坐着，垂下了一雙手。
為什麼？因為：‘濟貧自有飛仙劍，爾且安心做奴才。
’”(5)新文學家中，鄭振铎寫了《論武俠小說》(6)，茅盾寫了《封建的小市民文藝》(7)，都同瞿秋白相呼應，嚴厲批判和徹底否定武俠小說。
這在當時或許自有其針對性，結論卻未免過于簡單（後面我們将會正面談到）。
1949年後，這種“革命的見解”更借全國政權力量付諸實行，武俠小說便難免遭禁或變相遭禁的命運。
《人民日報》在一篇題為《堅決地處理反動、淫穢、荒誕的圖書》的社論中明确提出：“凡渲染荒淫生活的色情圖書和宣揚尋仙修道、飛劍吐氣、采陰補陽、宗派仇殺的荒誕武俠圖書，應予收換”；“這類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圖書，事實上已經起了并正在起着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的‘第五縱隊’的作用。
”(8)長達三十年時間中，出版社不出版武俠小說，圖書館不出借武俠作品，街頭偶爾發現舊日印的武俠書則付之一炬；不但武俠小說作家反複檢讨認“罪”，連“行俠仗義”、“見義勇為”、“哥兒們義氣”這類日常用語也因“缺少階級分析”
而在書刊、廣播、電影中喋喋不休地受到批評譴責。
偌大神州大陸，真似一片淨土！
然而結果如何？人們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報紙上，不斷讀到的竟是這樣一些新聞報導：光天化日之下，一名持刀歹徒公然在公共汽車上勒逼二三十名乘客交出錢款、手表，無人敢起來反抗；兩個壞蛋在長途汽車上将幾十名旅客的财物洗劫一空，然後堂而皇之地離去；在列車上，暴徒竟敢當着全車廂旅客的面搶劫錢财并侮辱婦女，而人們竟視若無睹，不敢援手；兒童落水，岸上圍觀者上百，卻無人救援；如此等等。
在廣州街頭，廣東省廣播電台青年記者安珂因與偷盜者搏鬥而被刺受傷，他的遭遇怎樣？《人民日報》記者胡思升有一段報導：
在廣州長堤大馬路的鬧市區，正值下班時的熙來攘往的高峰時分，人群圍觀安珂赤手空拳同三名持匕首的歹徒在馬路中央搏鬥，交通堵塞達十分鐘，可是沒有一個人上前呐喊相助，竟讓四名歹徒持刀揚長而去..。
安珂的兩名一起目睹歹徒搶提包的同學，一個是共産黨員，一個是保衛幹部，卻在血戰的時刻不見了..。
安珂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攔截兩輛過往的卡車和客車以便送往醫院搶救，車上的司機竟不予理睬，置一個英雄的垂危于不顧..。
(9)
在武漢一家餐館裡，同樣是電台記者的楊威當場抓住一個小偷，勒令他“快把錢包交出來！”但被盜的人卻不敢承認這是自己的錢包，小偷于是氣勢洶洶地向楊威反撲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