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傷你性命，實在對不住之至。
好在你總免不了要死的。
我今晚逃走，皇上明日定要砍你的腦袋，你也不過早死了半日，不算十分吃虧。
何況我殺了你，你是因公殉職。
但如皇上砍你的頭，你勢必要抄家，老婆兒女都要受累，不如早死半日，換得家裡撫恤贈蔭。
”(3)為此，韋小寶還流了淚。
總算多隆命好，心髒天生偏在一邊，這一刀沒有捅到要害處，金庸也就保全了韋小寶的義氣。
金庸認為：中國人講義氣，是中華民族能夠保存下來而且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在《韋小寶這小家夥》一文中說：“重視情義當然是好事。
中華民族所以曆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争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後一次又一次地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系。
”“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一個人群和諧團結，互相愛護，在環境發生變化時盡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來與之适應，這樣的一個人群，在與别的人群鬥争之時，自然無往而不利，曆久而常勝。
”(4)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說所寫的“義”，并不是無原則的哥兒們義氣，而是與“正義”相聯系，或者以“正義”為基礎的。
這是金庸小說區别于舊武俠小說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
《碧血劍》裡，袁承志、溫青青兩人出手救助焦公禮全家和金龍幫，就是因為焦公禮的所作所為具有一定的正義性：
第一，焦公禮所殺的闵子葉，身為總镖頭拿了人家的錢卻不但不予保護，反而和強盜串通起來準備殺雇主全家并且霸占人家的女兒，這是個該殺的人物；第二，焦公禮與太白三英鬧翻，是因為不願意跟着他們去和關外的多爾衮清兵相勾結。
正因為具有正義性，所以當焦公禮在寡不敵衆的情況下，為免除手下人員無謂傷亡而準備讓全家出走，自己則悲壯自殺以求了斷時，才赢得了袁承志等的同情，也赢得了廣大讀者的同情；有關的那些筆墨才會顯得那麼真摯感人。
單純的無原則的哥兒們義氣，确實有它的負面作用，有時會被黑社會勢力利用，成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工具。
金庸小說不是這樣，它強調事情的正義性，甚至有條件地肯定英雄豪傑中大義滅親的精神。
《神雕俠侶》中那個急切想報殺父之仇的楊過，當了解到父親楊康為敵作伥的可恥行徑時，立刻知錯即改，放棄了刺殺郭靖的打算。
《碧血劍》中那個闵子華，為了給兄長報仇，曾經糾集各方豪傑到焦公禮門前問罪，及至真相大白、自己又在比武中失敗之後，也就羞慚地認輸退走。
舊派武俠小說總是突出無原則的江湖義氣，一味強調所謂“快意恩仇”，這在金庸小說裡是看不到的。
這也正是金庸小說在思想上高明的地方。
“義”的另一個重要内涵，是路見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濟厄，不畏強暴。
這在武俠小說中有着更廣泛的表現。
如果說前述惺惺相惜、肝膽相照存在于意氣相投的江湖豪傑之間，那麼，這種形态的“義”主要由俠士拯救受難平民與弱者來體現。
金庸自己在北京大學第二次講演中說得明白：“我以為俠的定義可以說是‘奮不顧身，拔刀相助’這八個字，俠士主持正義，打抱不平。
”(5)這裡，俠的定義便與“義”完全重疊為一，成為人們常說的“俠肝義膽”或“俠士精神”。
《飛狐外傳》中的胡斐，在佛山鎮上為鐘阿四一家打抱不平，敢于和鳳天南較量，一心要誅殺這“南天一霸”。
《笑傲江湖》中令狐沖救儀琳，也全無個人打算。
他不管采花大盜田伯光武功多麼高強，憑着一腔熱血，就舍命與田死纏，使儀琳免遭毒手。
甚至連武功半點不會的段譽，竟也不自量力地制止神農幫濫殺無量派，并給黑駿馬主人主動報信。
當木婉清嘲笑他幾乎為這類閑事丢了性命時，段譽朗聲回答：“大丈夫行事，但求義所當為，有何後悔可言？”在金庸小說中，這類例子俯拾皆是。
連《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所誦經文也包含了一點俠義思想：“焚我殘軀，熊熊聖火。
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
”看似宗教的輕生思想，卻引向“為善除惡”的目标，成為視死如歸的同義語。
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說中，還賦予“義”以新的内涵。
他把“義”提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高度。
《倚天屠龍記》中，當趙敏問張無忌：“你到底有什麼本事，能使手下個個對你這般死心塌地？”張無忌回答說：“我們是為國為民、為仁俠、為義氣，範右使和我素不相識，可是一見如故，肝膽相照，隻是不枉了兄弟間這個‘義’字。
”(6)
事實上，也隻有為民族、為民衆、為國家的大“義”，才能牢固地團結教派内大多數群衆。
金庸在《飛狐外傳》的《後記》（寫于1975年1月）中曾經表示：“在我所寫的許多男性人物中，胡斐、喬峰、楊過、郭靖、令狐沖這幾個是我比較特别喜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