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桂子”相處時一個聰明頑強的少年起，寫他經過擊殺權臣鳌拜而逐漸成長、成熟，這一過程顯得頗為細緻親切。
他體恤民情，治國有方。
當台灣遭遇嚴重災情時，讀奏章的康熙竟至“淚光瑩然”，決定縮減宮中開支五十萬兩銀子去赈災。
浙江巡撫誣告黃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獄，康熙為之辯誣，反而稱贊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
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為之設忠烈祠。
他兼用儒法兩家之術，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屬，決不受下屬的控制。
小說中反清複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沒有構成一種相應的思想傾向，反而襯托出康熙的英明有為。
康熙後來曾對韋小寶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刹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
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複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10)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改用全國百姓利益來衡量，應該承認康熙的話并不是自我吹噓，而是大體符合實際的。
康熙雖是滿族，卻符合儒法兩家所定“聖君”的标準。
完全可以說，《鹿鼎記》是一部歌頌康熙的作品。
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劍》時，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極的情節，顯然也是為了把他在民族問題上的思想貫徹到底。
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聽到皇太極與範文程等大臣的談話。
皇太極說：“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說來說去，也隻一個道理，就是老百姓沒飯吃。
咱們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讓天下百姓人人有飯吃..”還商量入關後輕徭薄賦，解民之困厄。
這使袁承志深受震動，覺得“這鞑子皇帝當真厲害，崇祯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遠了。
我非殺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漢江山不穩。
就算闖王得了天下，隻怕..隻怕..”隐隐感到闖王的才具與此人相較，似乎也頗有不及（11）。
這就合理地寫出清王朝能打敗明軍和闖軍，維持近三百年統治，決非出于偶然，而是和當時許多曆史條件包括滿族一些傑出領袖人物的作用分不開的。
在武俠小說中承認并寫出中國少數民族及其領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開放的态度處理各民族間的關系，金庸是第一人。
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書劍恩仇錄》，也已寫了新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熱烈動人的生活場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傑的成功形象。
《天龍八部》寫了喬峰（蕭峰）這樣感天動地的契丹英雄。
到最後一部《鹿鼎記》，更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這個傑出人物。
可見，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
這是金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金庸小說富有現代精神的生動體現。
三
對于江湖上正與邪、俠義道與黑道、名門正派與魔教之間的鬥争，金庸顯然也有過很多思考。
傳統武俠小說出于舊式正統觀念，在正邪一類問題上采取黑白分明的簡單二分法：正則全正，邪則極邪。
金庸則在小說裡寫了許多極複雜的正邪鬥争，其中有部分确實存在着是和非、正義和邪惡的嚴重對立，但也有不少隻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義挑動的。
《笑傲江湖》裡衡山派高手劉正風想要金盆洗手，這件事并沒有觸犯誰的利益，不料所謂“正派”裡的嵩山派站出來堅決阻撓和幹預，不許他舉行金盆洗手典禮。
他們硬給劉正風按上了“結交魔教長老曲洋”的罪名，殺了劉正風全部家屬，最後連身受重傷、逃出來隐居的劉正風，以及曲洋的十二三歲的孫女都不放過。
真是殘忍毒辣之至！令狐沖曾經這樣責問嵩山派的費彬：
“咱們自居俠義道，與邪魔外道誓不兩立，這‘俠義’二字，是什麼意思？
欺辱身負重傷之人，算不算俠義？殘殺無辜幼女，算不算俠義？要是這種種事情都幹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麼分别？”（12）恒山派掌門人定逸師太在吃盡嵩山派一再化裝偷襲的苦頭之後，也對令狐沖說：“像嵩山派這樣狼子野心，卻比魔教更加不如了。
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嗎？”（13）
小說通過具體情節告訴讀者：是和非，正義和邪惡，不能隻按表面名稱來劃分，應該作具體分析。
事實上，俠義道和魔教兩方面都有正派人，也都有惡勢力。
青城派掌門人餘滄海，嵩山派掌門人左冷禅，都在俠義道，卻都是陰險狠毒、作惡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華山派掌門人嶽不群這類僞君子了。
正像《倚天屠龍記》中張三豐說的那樣：“這正邪兩字，原本難分。
正派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隻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14）
也許金庸對中國近百年來由于種種原因而造成的分裂不斷、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曆史狀況實在感受太深，所以他的小說裡一再寫到了武林中層出不窮的門派鬥争。
《倚天屠龍記》不但寫了明教與正教的矛盾，而且寫到了明教内部各種勢力你争我奪所造成的分崩離析，也寫到了正教各派有時聯合有時争奪而帶來的相互屠殺和被人利用。
《鹿鼎記》中，天地會、沐王府等各種反清勢力隻要聚會在一起，總是争吵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