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肯定。
第二，即使勉強說到報仇，“匹夫之怨止于其身”，豈可像朱朗那樣殺人之子！魯迅這種态度，大體代表了現代人對“複仇”的看法。
金庸小說有關複仇的一系列筆墨，都證明作者的思想和魯迅等新文學家是相當一緻，而和傳統武俠小說卻大相徑庭。
二
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裡，怎樣看待曆史上的民族關系，能否掙脫傳統的狹隘民族觀念的束縛，也是檢驗作品有無現代精神的标尺。
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寫了很多“反清複明”的故事。
作者站在漢族立場上，反對滿族統治，書中俠士代表正義方面，而“鞑子”皇帝則一概為奸邪。
這種民族關系上的簡單觀念，既與當時的反清革命思潮有關，也是儒家傳統思想具有某種狹隘封閉性的反映。
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上，儒家曆來講究“夷夏之辨”，尊夏貶夷，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7)；主張“用夏變夷”，截然反對“變于夷”，表現出排斥其他民族長處的傾向，用孟子的話叫做：“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8)，連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在一些人眼裡，也都是異常出格的事。
武俠小說也深受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
金庸最早的小說《書劍恩仇錄》采用漢族一個民間傳說的素材，或許還潛在地留有這類痕迹。
但稍後的小說，随着作者曆史視野越來越寬廣，思想、藝術越來越成熟，也就越發突破儒家漢族本位的狹隘觀念，肯定中華許多兄弟民族在曆史發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贊美漢族與少數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處、互助共榮的思想，而把各族間曾有過的征戰、掠奪、蹂躏視為曆史上不幸的一頁。
金庸的傑作《天龍八部》，就不限于寫一個宋朝，而以當時中國版圖内的宋、遼、西夏、大理、吐蕃五個區域為背景，讓段譽、喬峰、虛竹三位主角的足迹幾乎遍及中華全境。
其中喬峰的悲劇，尤其強烈地震撼讀者，迫人深省。
這位主人公一出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幫内部的嚴重叛亂，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傑出的領袖才能和在群衆中的崇高威望。
他從小受的是北宋年間以儒家為主的漢人文化教育，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統”的道德規範：講究“夷夏之辨”，忠于國家民族，孝敬父母師長，對弱小者仁愛，處事正直公平，反對濫殺無辜。
但命運跟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最後證明他是一個契丹人，并在辯誣自衛過程中不得已殺傷他人。
作者通過喬峰的經曆和走向自殺的悲劇結局，不僅控訴了遼宋統治集團對異族百姓的殘殺掠奪，而且向傳統的儒家思想提出質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區分了正和邪、善和惡、敵和友麼？不問是非曲直，漢人一定得站在漢族一邊，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這種觀念真的對麼？小說通過智光大師有佛學色彩的偈語：“萬物一般，衆生平等。
聖賢畜生，一視同仁。
漢人契丹，亦幻亦真。
恩怨榮辱，俱在灰塵。
”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訴讀者應該對漢人契丹“一視同仁”，平等相待。
《天龍八部》第19章寫蒙冤受屈的喬峰在聚賢莊英雄會上與少林寺玄寂、玄難二僧對打時，有一段文字頗有意思：
玄寂見玄難左支右绌，抵敵不住，叫道：“你這契丹胡狗，這手法太也卑鄙！”
喬峰凜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說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聽，登時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長拳”的用意。
倘若他以别種拳法擊敗“太祖長拳”，别人不會說他功力深湛，隻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開國太祖的武功，這夷夏之防、華胡之異，更加深了衆人的敵意。
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長拳”，除了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見玄難轉瞬便臨生死關頭，更不打話，嗤的一指，點向喬峰的“璇玑穴”，使的是少林派的點穴絕技“天竺佛指”。
喬峰聽他一指點出，挾着極輕微的嗤嗤聲響，側身避過，說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頭，果然甚是了得。
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來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
倘若你打勝了我，豈不是通番賣國，有辱堂堂中華上國？”
玄寂一聽，不禁一怔。
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達摩老祖，而達摩老祖是天竺胡人。
今日群雄為了喬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圍攻，可是少林武功傳入中土已久，中國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牽連，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與胡人的幹系。
這時聽喬峰一說，誰都心中一動。
(9)
被群雄罵為“契丹胡狗”的喬峰，使用的倒是本朝開國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聲聲以中華武術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實卻是天竺胡僧達摩祖師傳下來的，這豈不是一種莫大的諷刺！金庸有意設計這一情節，目的就在提醒人們：嚴守夷夏之防，拒絕學習外族的長處，将會使自己陷入多麼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說《天龍八部》中金庸已經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狹隘民族主義問題，那麼，到幾年以後寫《鹿鼎記》中康熙皇帝時，這種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
康熙是《鹿鼎記》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稱得上有作為、有遠見的明君。
小說從他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