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近人生，不走捷徑——黃蓉、楊過何以如此生動——一個細節寫活一個人物——“叫花雞”的啟迪——讓人讀着都要流口水——高潮正由鋪墊而來——曲盡人情世趣，寫出日常生活無窮韻味——“疾雷之餘，忽見好月”
——“閑筆”的妙用
金庸武俠小說為什麼那樣受人歡迎？原因當然很多。
其中奧秘之一，我以為在于他的作品貼近人生，曲盡人情世趣。
金庸把武俠小說大大生活化了。
金庸小說武俠其表，世情其實，透過衆多武林人物的描繪，深入地寫出曆史和社會的人生百态，體現出豐富複雜的現實内容。
新派武俠小說家如梁羽生、古龍，也寫了一些很不錯的作品。
但如果說梁羽生的小說人物有時給人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古龍的小說多具神怪色彩，有點走偏鋒的話，那麼，金庸的小說就貼近生活得多。
金庸小說既表現出十分神奇驚人的藝術想象力，又融貫着許多深切精妙的人生體驗和豐富充實的生活情理，兩者可以說真正做到了相得益彰。
武俠小說并非寫得越荒誕不經越好。
那種“口吐白光一道，百裡之内取人首級易如反掌”式的描寫，是很容易叫讀者膩味的。
舊派武俠小說寫了許多劍仙鬥法、神怪逞能的内容，這并不是它的成功，恰恰是它的弱點和失敗。
有的學者曾經這樣談到一些舊派武俠作品，說它們寫的武功除了辟谷導氣、防身拳術之外，竟然包括：一是役鬼驅神，降龍伏虎；二是呼風喚雨，移山倒海；三是奇門遁甲，諸般變化；四是口吐白光，飛劍殺人；五是駕雲禦風，燒鼎煉丹；六是養性修心，脫胎換骨；(1)簡直隻有神仙妖魔才能做到。
這是作家取巧走捷徑的辦法，也是不成功的辦法。
其實，即使像《西遊記》、《聊齋志異》這些寫神仙妖魔的作品，真正取勝之處，也在曲折而精微地展示人情世态。
孫悟空得知弼馬溫屬于何種品級之後就很不服氣，以緻大鬧天宮，表現得非常率真可愛；豬八戒高老莊招親，天長日久，就把他又懶又饞的本性和盤托出；這些都把性格、人情寫絕了，讀來何等有趣！胡适談到《聊齋志異》時也說：“寫鬼狐卻都是人情世故。
”(2)這可以說道出了各類小說藝術的秘密。
武俠小說也不例外。
作者隻有寫出自己最深切也最精妙的人生體驗，才能喚起讀者情緒上、感情上的共鳴，使讀者感受到生命的價值，參悟某種特定的——或悲壯或優美或喜劇性的——人生境界，領略生活的諸多情趣。
武俠小說當然要寫打鬥，而且必須寫得緊張熱鬧，曲折離奇，引人入勝，否則就不成其為武俠小說。
然而，武俠小說又必須同時寫好日常生活，寫好許多生活化的筆墨，使作品變得活潑多姿，富有情趣。
隻會寫打鬥的武俠小說，即使将打鬥本身寫得多麼生動，也仍不免給人單調、局促、幹枯之感。
真正的高手總是多面手：他不但善于編織故事并寫好打鬥場面，而且善于寫出許多動人的生活化的筆墨，寫出日常生活中的無窮韻味；不但能夠寫好武的高潮，而且能夠寫好文的高潮，從而使作品顯得從容舒展，血肉豐滿，耐人品味。
可以說，武俠小說能否重視并寫好許多生活化的筆墨，既是檢驗作家有無高度審美自覺的标志，也是衡量作品藝術圓熟與否的重要尺度。
在近代以來的武俠小說中，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俠傳》之所以獲得不少讀者，原因就在于他不但懂得武術，努力寫好打鬥，而且還寫了一定分量的日常生活，有不少頗具情趣的生活化的筆墨。
他寫湘西，寫辰州排客，寫風土人情，都很有特點，能吸引住讀者。
到金庸，則自覺地大量地抒寫日常生活。
在金庸的作品中，尤其在他稍後那些圓熟的作品中，生活化的筆墨占據了很大比重。
無論是《天龍八部》，還是《俠客行》、《笑傲江湖》，都有相當多的篇幅在進行日常生活的描寫，其中有些是和打鬥緊密融合的，有些則是與主要情節無關的相對獨立的篇章，但不管哪一部分，都各自充溢着生活的芬芳。
金庸封筆之作《鹿鼎記》，更是大大地生活化了，同時也大大地喜劇化了的一部有獨特韻味的作品。
不僅如此，甚至當70年代作者回頭修改五十年代的早期作品時，他還有意識地增補了若幹生活化的筆墨。
金庸1972年寫的《射雕英雄傳》後記就很值得注意，他說：
[《射雕英雄傳》]修訂時曾作了不少改動。
删去了一些與故事或人物并無必要聯系的情節，如小紅鳥、蛙蛤大戰、鐵掌幫行兇等等，除去了秦南琴這個人物，将她與穆念慈合而為一。
也加上一些新的情節，如開場時張十五說書、曲靈風盜畫、黃蓉迫人擡轎與長嶺遇雨、黃裳撰作《九陰真經》的經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