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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筆下的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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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雕英雄傳》中南帝段智興為止,十八代皇帝之中,倒有七人出家,金庸舉到的就有秉義帝、聖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康)帝、神宗等。

    這是曆史上的大理國所獨有的現象,給讀者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為什麼會這樣?金庸在《射雕英雄傳》中借“南帝”段智興亦即出家後的一燈大師之口作了解釋,他說:“我段氏因緣際會,以邊地小吏而竊居大位。

    每一代都自知度德量力,..始終戰戰兢兢,不緻稍有隕越。

    但為帝皇的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出則車馬,入則宮室,這不都是百姓的血汗麼?是以每到晚年,不免心生忏悔,回首一生功罪,總是為民造福之事少,作孽之務衆,于是往往避位為僧了。

    ”這當然也是金庸站在人民立場上對曆史現象作出的假設性诠釋。

    正因為這樣,《天龍八部》中,段正明禅位給段譽時就說:“做皇帝嗎,你隻須牢記兩件事,第一是愛民,第二是納谏。

    ”看來,曆史上的大理一帶确是“妙香佛國之地,鼓樂鐘罄之邦”,社會階級分化或許并不十分厲害,皇帝權力也沒有發展到像晚期封建社會明朝那種“絕對君權”的地步。

    中原地帶封建社會到晚期,皇帝有絕對的權力,他想用誰就用誰,他想殺誰就殺誰,可又不負任何責任。

    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祯在位十七年,撤換過五十個宰相(内閣大學士),平均每年換三個,還殺了兩個首相(首輔)、七個總督、十三個巡撫。

    這種事情在曆史上的大理國是不可能發生的。

    據宋末元初的郭松年在《大理行記》中記載他本人見到的大理國的景象是:“居民湊集,禾麻蔽野”,廟宇極多,“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

    “其宮室、樓觀、言語、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其規模、服色、動作、雲為,略本于漢,自今觀之,尤有故國之遺風焉。

    ”可見,大理的人文環境确實是富庶而又相對淳樸、平和的,金庸筆下呈現的景象是真實的。

    這是我的第二點感想。

     第三,我覺得金庸對大理似乎情有獨鐘。

    《天龍八部》本來有主人公喬峰、段譽、虛竹三位,他們的足迹幾乎遍及宋、遼、大理、西夏、吐蕃乃至天山等地的整個中國,但金庸卻給小說起了一個從佛教借來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名字,而且作者自己站出來說明:“這部小說以‘天龍八部’為名,寫的是北宋時雲南大理國的故事。

    ”我曾經納悶:小說明明寫到了中原、契丹、西夏和北部邊疆寬廣的生活内容,為什麼隻說“大理國的故事”呢?後來似乎悟出點道理:作者寫宋、遼統治者雙方互相殘殺,百姓遭殃,以及慕容博、慕容複父子野心勃勃地為了恢複大燕國而挑動遼宋戰争,寫他們權勢欲膨脹而幹壞事,實際上正好襯托了當時大理國人文風氣寬和、人民安居樂業這種比較理想一點的社會。

    也就是說,在小說所寫到的五個地區中,金庸感情上或者潛意識上比較傾向于大理國這類平和、寬容的社會形态。

    小說本身也是從大理開頭,故事都由段譽、段正淳生發開去,最後又以大理收尾,讓那個做皇帝夢一直沒有醒,終于精神錯亂的慕容複,在大理的一處墳頭上對着孩子們南面稱孤,演出富有嘲諷意味的場面。

    這裡面确實讓人感到有一些意味深長的東西。

    即使在《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中,金庸似乎對“南帝” 段智興的出場在筆墨上也顯得特别莊重,不僅讓他在曆盡人生滄桑後“大徹大悟,将皇位傳給大兒子,就此出家為僧”(1229頁),忏悔“我一生負瑛姑實多”(1231頁),并且通過朱子柳與劉貴妃的對話,贊頌段皇爺“愛民如子,寬厚仁慈”(1235頁),不知其中是否體現了作者對段智興人格上的特别欽佩和感情上的某種傾斜? 說得不對之處,請各位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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