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索隐。《紅樓夢》不是天書，不是卦書，不是符咒，不是謎語，不是“密電碼”，卻像天書、像卦書、像符咒、像謎語、像密碼一樣地吸引着破譯與解析。尤其驚人的是，它經受得住這種種解析破譯，愈解愈深，愈譯愈自成一體，自成一個符号系統。您倒用同樣的辦法索隐一下别的小說試試。例如索一下“三言二拍”的隐試試！您再也找不着這樣“經拉又經拽，經洗又經曬”的文本！
這也是一種豐富性，即使是變了形的豐富性。與中國的一般傳統小說不同，《紅樓夢》的叙述秩序不是服從于一種線性的因果關系，不是服從于小說家講故事、吊胃口的需要。它寫的不是一個封閉的故事而是一片真生活真情感真經驗。它寫了那麼多生活，那麼豐滿，那麼生動，那麼千姿百态，既渾然一體又各自具有各自的獨立的生命。它好像一個實行聯邦制的國家，好像一個既相對獨立又結合一緻的集合體、共同體，它并非來自一個胚胎，從胚胎生出第一章，第一章生出第二章，第二章又決定了第三章。那種線性的因果關系派生關系較少需要猜測分析，較少有做出多樣的解釋的可能。而《紅樓夢》的各種人物和事件是多因子多頭緒的，既互相影響互為因果互為主從的，又各自獨立各自運動各自不知道自己的言行的後果。應該說，它們之間更多的是一種相比較相對映對照襯托反襯的關系，這種關系當然更需要分析也更耐分析。顯然，這樣寫生活比曆來的其他小說更加生活得多。作者有意也罷無意也罷，在他的文學寫作中突破了因果報應的傳統觀念與道德教化範式。我們從書中得到的是生活本體是原生的世界而不是按照某種觀念與範式再加傳統寫法所寫下來的小說。生活比小說更富有，生活比小說更耐分析。
這種分析也包括對預兆、暗示、隐喻和種種被我國人稱之為（不可洩露的）“天機”的分析。分析“發展規律”亦即邏輯是理性科學的特征，分析《紅樓夢》的發展邏輯當然也是極好的，或者可以說是更好的。但人不僅有興趣于科學理性，也有興趣于天機，否認“天機”的存在未必能成功地消除人們對“天機”的興趣。中華也罷泰西也罷，都有觀天象而察人事的嘗試，都有對于預兆、谶語的敬畏或者好奇至少是疑疑惑惑。《紅樓夢》既然寫得真切豐富，富有時間跨度與滄桑感、浮沉感、命運感，其人其事其章節言語不但具有本身的意義而且具有符号的即預兆的、隐喻的、暗示的意義，也就是必然的了。如果窮根究底，不論是科學主義的或者神秘主義的眼睛，都會發現會覺得人生處處是謎，處處有可以猜到終于不可能猜盡猜透的謎底。《紅樓夢》裡有真人生，充滿着人生，自然也處處是謎。猜謎太過會陷入謎中不能自拔，就像一味讀書會陷入本本條條中一樣，這也是一種人情之常人誤之常。
還有，索隐學派的一大特點是常常對《紅樓夢》進行測字拆字的研究。漢字本身的集合性（如形與聲的集合，意與意的集合等等）結構性豐富性提供了進行這種或者可以稱為智力遊戲的拆測字遊戲的極大可能。而《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詩詞歌賦，谶語謎語，曲詞判詞，諧意諧音，藏頭去尾，可以說把漢字的各個層次（即不僅表意表音本身的）的功能用絕了用盡了。原（元春）應（迎春）歎（探春）息（惜春），實在難以想象是作者無意為之的瞎貓碰上了死耗子。寶玉寶钗皆是寶，寶玉黛玉同為玉，當然也不是偶然。詠詩猜謎都有所指，似亦不難看破。有沒有至今尚未被完全看破的字、詞、句呢，誰知曉？何漢字方塊之偉大也，音形義再加内部結構和字與字之間的勾連貫通，“把玩”起來當然是其樂無窮。開篇第一回就講石頭上記刻的這部小說頗可“消愁破悶”“把此一玩”，那麼索隐一下，隻要不排他、不強人從己，倒也不違破悶與把玩之旨。至于索得是否符合曹氏原意，恐怕就是天曉得的事情了。
我們當然不能忘記曹氏撰寫《紅樓夢》時的人文環境。清朝的文字獄是可怕的，曹氏要避文字獄就要用許多曲筆。文字獄當然不好，曲筆對于文學倒未必不好。認為絕對自由地肆無忌憚地發洩才能出好文章大概與另一種極端一樣荒謬。清代的文字獄中最可怕的文字獄是關于反清複明的罪狀之羅織。偏偏索隐派學者要從《紅樓夢》字裡行間大做反清吊明的文章，愈做愈多，愈做愈津津有味，做起來難以自拔。幸虧雪芹在世時沒出這樣的索隐者，否則豈不等于碰上了古代“姚文元”，非把曹雪芹索到斷頭台上不可！這樣進行索隐的興趣，有逆反心理，也有中國舊文人的“閑适”心态在起作用。越嚴禁反清吊明就越覺得到處是反清吊明的啞謎，就像越怕越有鬼，越防越草木皆兵一樣。清後索隐反清，當然就不怕“上稅”。解放後，這樣搞索隐的人已經少多了，但仍然有，據說貴州一位朋友費了許多年的時間，破譯并認定《紅樓夢》是一部講宇宙史地球史的書，他的高論甚為驚人，這裡就不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