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的由來還有另外一方面的“根據”。《紅樓夢》第一回，石兄向空空道人為自己的故事做辯護時強調：“……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不過隻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很好，既然寫出了“事體情理”，也就寫出了世間諸人諸事的共同性、相通性、普遍性。世界的統一性包括了物質的統一性，也包括了規律、道理、“事體情理”的統一性。人們求知常常有知一隅而三隅反的情形，有由此知彼、因小見大、睹物思人的情形。文學作品中也常常有寫一隅而令讀者思三隅，寫小而出大，寫此而令讀者思彼的情形。隻要這些“舉一反三”“由此及彼”不包含着入人于罪的惡意，如姚文元的這方面的功夫手段，那麼哪怕是牽強附會的聯想也是可以的。何況欣賞就是再創造，就必然加上欣賞者的發揮乃至加工改造借題發揮呢！由《紅樓夢》而聯系宇宙的曆史，由《紅樓夢》而聯想吊明反清，說明了《紅樓夢》包容的“事體情理”以及文字手段的廣博性，也說明了論者主觀取視與解釋的獨特與執着。誰知道呢？也許無材補天，鍛煉通靈，靜極思動，石而玉，玉而人，人而銜玉，從大荒無稽青埂來回大荒無稽青埂去的概括當真通連着某些宇宙史的道理？也許各種曲筆隐喻至少在手段上與清代懷明文人有某點相通之處？反正人為“紅樓”立法，立法到了這一步，作者的主觀意圖如何，反倒不是那麼重要的了。我還有這樣的切身經驗呢，三十四年前的那段公案，拙作《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有一段林震對槐花的感想，說槐花“比桃李濃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輩作家老師評論說，作者以桃李比喻大衆，牡丹比喻上層（大意如此），而以槐花自許，表現了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清高。說老實話，讀後我實在佩服老前輩的博大精微、敏捷老辣，甚至佩服我自己竟這樣深刻，動辄頗有含意。一九八五年西柏林舉行的關于筆者的小說的讨論會上，瓦格納教授分析拙作《悠悠寸草心》裡的主人公是理發師，“理發”諧音“立法”；姓唐，唐是過往中國的一個興盛的國号。因而斷言“寸草心”是呼籲通過加強法制來振興中華，也真是“沒了治了”！請看，“紅學”的索隐法已經“走向世界”了呢。
當然，從個人情況來說，我的追求在于把《紅樓夢》當做小說讀，在于對之進行文學的、小說學的即關于該小說的題材、構思、人物、意蘊、語言、風格、手法等方面的探讨。對浩如煙海的“曹學”“版本學”“大觀園考據”“拆字”“破謎”……由于本人才疏學淺，實實未敢問津。但文學作品兼具文學之外的屬性如社會學、史學、政治經濟學、生理心理病理學、民俗學的屬性與研究價值，文學作品吸引非文學的研究也就并不奇怪。文學實在很難“回歸”到文學就是文學，小說就是小說，别的什麼都不是的程度。當然，如果恰恰忘了文學是文學、小說是小說，也着實太慘。《紅樓夢》的狀況則更特殊，即除了“興衰史”“理亂書”“階級鬥争史”“情海忏悔錄”等性質外，還可以成為“納蘭性德公子傳”及“談禅論道”、“排滿革命”之書乃至成為文物成為謎語推背圖。我也頗懷疑一些類似“走火入魔”的研究，但即使走火入魔的研究本身，也可以提供一種文化的與文學的研究信息，它本身應該成為合情合理的研究對象而不僅是被嗤之以鼻。
難矣哉，“紅學”！你不但要研究不止一個版本的《紅樓夢》文本，而且要面對比“紅樓”本身不知膨脹了多少倍、枝蔓了多少叉的“紅學”。紅樓多歧路，思之意黯然！一部小說能引起如此多方面的、有些是千奇百怪的、與一般文學批評大異其趣的研究，哪怕其中包含着駭人的荒謬，這本身就頗值得研究一番，這本身就是絕妙的文化現象、文學現象、小說現象。奇哉“紅樓”！書奇，作者奇，研究得也奇！對“紅學”的無知也許反而使我們獲得一個方便的角度，去思量小說本身、去思量閱讀小說的常人心态與常人反應，并以小說本身，以閱讀小說的常态作為出發點，去追溯去揣度各種奇異的紅學現象。這叫做以常問奇，以常解奇，以常制奇。所以，我講的這些就不算紅學而隻能算紅學門外的感受。題曰變奏，曰狂想，曰門外，曰妄談，望能表達伫立于紅學前輩前面的惶恐心情，或能有幸得到指教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