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人生的荒唐感。我說人生感，沒說人生觀。因為很難說《紅樓夢》裡頭宣傳了人生的一種觀點，一種理論，一種信仰。但是他有很多的感慨，而且把這個人生感慨寫到了極限，寫到了極緻。這裡有人生本身的荒唐，這裡我暫時不談。更重要的是由于小說，他選擇了小說這樣一個形式，而小說本身就有幾分荒唐。
我們不妨讨論一下中國和西洋對“小說”的解釋。《辭源》上講，“小說”最早見于《莊子》。莊子說：飾小說以幹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就是說，小說是些淺薄瑣屑的言論。所以莊子說，你用這個小說來說些比較大的事情，那距離太遠了。還有一個材料也很好玩，《漢書·藝文志》将小說列為九流十家之末。我們講三教九流嘛，起碼是維持生存的一種手段。那時候也稱小說家。小說家是九流之末，不但是臭老九，而且是臭老九裡頭最低的一種。《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家之流，蓋出于稗官。”稗官就是小官兒，像稗子一樣的，不是稻子，不是谷子，是稗子，稗子苗，它不成材的。街談巷議，道聽途說，所謂稗官野史，到後來把它發展成引車賣漿之流。從中國古人的眼光來說，這個小說家是最低的。官兒大了是不能寫小說的，寫了小說也是不能作大官兒的。它更多的是一種民間性，而且是一種城市性，“街談巷議”，它不是田頭，不是村頭，也不是河邊。
但到了漢朝呢，那個桓譚又說：“小說，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就是說小說雖然是一些稗官野史，道聽途說、街談巷議的不經之言，但是裡邊也能牽扯到一個人的修身和齊家，家庭關系呀，孝悌忠信呀，也有“可觀之辭”，也有兩下子。小說在末流之中，靠自己的貢獻吧，引起了社會的一點點重視。清朝羅浮居士寫過一本書，叫作《蜃樓志序》，所謂海市蜃樓，他說：“小說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就是說，它不是“大言”，“一言乎小”。第一是小，“則凡天經地義，治國化民與夫漢儒之羽翼經傳，宋儒之正心誠意，概勿講焉”，這裡不講經傳，不講正心誠意，不講治國化民，所以它是小。第二、“一言乎說”，它不是文，它是說，更加口語化的，“則凡遷、固之瑰玮博麗，子雲、相如之異曲同工，與夫豔富、辯裁、清婉之殊科，宗經、原道、辨騷之異制，概勿道焉”，就是那種比較非常文雅的、非常經典的東西，它沒有。就是說，它沒有特别重大的内容，也沒有那種經典性，“其事為家人父子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細故，是以謂之小；其辭為一方一隅男女瑣碎之閑談，是以謂之說。然則，最淺易、最明白者，乃小說之正宗也……《大雅》猶多隙漏，複何譏于自《郐》以下乎！”意思就是說，它是比較通俗的。當然這隻是一方面的說法。
我們馬上就可以找到另一面的說法。比如梁啟超，他就認為小說特别重要，“興一國之政治者，先興一國之小說；興一國之經濟者，先興一國之小說；興一國之風俗者，先興一國之小說”。就是不管什麼事，先從小說開始，要改革社會，你小說寫出理想的社會來；要改革家庭，你寫出理想的家庭來；要改革市場，你寫出理想的市場來。我們還知道魯迅的說法，魯迅說他辍醫轉文，是為了拯救、療救所謂國民的靈魂。這些說法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它起碼有這一面，就是“小”和“說”。它有一定的邊緣性。大概在十幾年以前吧，我們有幾個評論家，當時就抨擊，說現在小說都喜歡寫些小東西，寫的都是小貓小狗，小男小女，小花小草，小屋小河，小這個小那個。我當時對他們的抨擊不太贊成，我就提醒他們說，還有一小，小說，我們要改革這幾個“小”呀，首先要把小說改成“大說”，以後不許寫小說，寫大說，那麼一上來就不是小貓小狗，一上來就是國家的命運，社會的前途，人類的未來。幾個評論家的抨擊，反映了中國對小說的另一種觀念。
那麼曹雪芹呢，他選擇了寫小說。這本身就是荒唐。他不闡述四書五經，不寫策論，不寫《出師表》，不寫《過秦論》，而寫什麼賈寶玉呀，林黛玉呀，這就是荒唐嘛。因為正經一個大男人讀書識字，不好好幹大事，你寫小說幹什麼，這就是荒唐。這種荒唐本身就是它所描寫的女娲補天無材入選，把這塊石頭變成一塊頑石，被淘汰下來。屬于被社會的主流所淘汰的，所擱置的，所閑置的，屬于一個廢物，無用的，多餘的。中國式的所謂多餘的人。這是中國人對小說的觀念。